浅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docVIP

浅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王实甫，是我国元代著名戏曲作家，《西厢记》是其惊世骇俗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的杰作。不仅如此，还打破戏剧体例加以创新，还用富于典雅宫丽、戏剧化、个性化的语言写下了这部具有“花间美人”班格调的作品。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它表达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永恒主题，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礼教色彩和进步的婚姻爱情思想，而且在戏剧结构与冲突以及体制创新和语言特色都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 （1）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主要是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塑造人物，使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更加巧妙合理地结合，使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 《西厢记》具有深刻的反封建色彩和进步婚姻爱情思想。“一见钟情”的恋爱模式别出心裁，打破了封建束缚的层层壁垒，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 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再停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也不在把那种“门当户对”、“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表现出的是封建社会中大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主题。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穷书生与堂堂相国小姐的相爱已经是中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爱情至上的进步思想。张生是个“至诚种”对待爱情的态度往往流露在外，而莺莺却是外表矜，将狂热之情隐藏于内心。 （2）从情节安排和结构技巧上看，剧情曲折，结构巧妙合理。全剧从两条线索来展开剧情：以张生、莺莺和红娘与老夫人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以崔、张和红娘三人之间的性格冲突为副线，二者相互交错、制约，极富戏剧性。 《西厢记》有两条线索，这也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方面。一条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而展开的。老夫人可谓是张生获得爱情的主要障碍，在这个矛盾冲突中充分体现了张生对爱情的执着，同时也暴露了他的软弱。这其实是封建卫道者与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条就是以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线索的。首先是张生和红娘，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在最开始红娘还不了解张生时，张生要求红娘给予帮助，在红娘面前充分的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和缺点。红娘当时根本看不惯他，所以一出场就招致了红娘的抢白，以后还经常嘲笑他。表面上看来，他们三人是全剧的正面人物，奋斗目标一样应该不存在着什么矛盾冲突，但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教养、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都不一样，所以随着剧情的发展，必然也有不少的矛盾。 （3）体制上有突破。它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用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连台本戏；并且打破了元剧一人主唱的通例，在若干折戏里采用了旦、末轮唱的方式。这种突破与创新，对安排剧情、刻画人物，都起了很好作用。 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而且部分地打破了一折由一人主唱的限制，也可由多人对唱或轮唱。如第二本中的《寺警》一折由莺莺主唱；在《寺警》与《请宴》之间加进的《楔子》则由和尚惠明主唱；《请宴》一折，由红娘主唱；《赖婚》、《琴挑》两折由莺莺主唱。这里除了莺莺主唱外，其它角色如红娘、惠明和尚等都参加了唱。第四本《惊梦》一折就是由张生和莺莺对唱的。这种自由活泼、切合剧情要求的形式，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 （4）优美的词章，高度的语言技巧。作者精心安排了抒情诗般的歌唱语言和潜台词丰富的道白语言，使人物语言充分戏剧化和个性化。对创造戏剧氛围、表达人物的深层次感情，起了极好的作用。 王实甫的《西厢记》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具有华丽而不堆砌；朴质而不俚浅，兼有典雅与本色的特点，它既包括前期作家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的文学倾向，是这时期语言的一个过渡。 可以说它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就诗的语言而论，辞藻优美，典雅凝炼，含蓄蕴藉，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就诗的语言而言，富有动作性、形象性、性格化，通俗明快，自由灵活，淋漓酣畅，多为直接描写或直抒胸臆。它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特征，又融汇了诗词的凝炼风格，在境界风格的本质特征上把诗曲统一起来。王实甫的戏剧语言，既有前期作家诙谐通俗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讲究清丽的文彩倾向，溶前后期作家语言特色于一身。 《西厢记》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化用唐诗、宋词中的语言，出以新意，拓宽意境，给人以新鲜之感。如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是咏秋名句。王实甫将“叶”字换成花”字，把它移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曲中，成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