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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道教文化与非遗论文 【--技术工作总结】 道教作为与儒佛并称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格理想、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生活习俗、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因而在现代的“非遗”项目中，道教文化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非遗”保护的一般性来说，道教“非遗”项目有与儒佛相同的一面，但道教由于自身的独特性，其在“非遗”保护中的地位以及应采取的保护原则又与儒、佛有所不同,本文即主要从道教的特殊性阐明其在“非遗”中的独特价值。 道教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以“道”的思想为基础,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而成。道家学派的思想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教自创立之初便以老子《道德经》为理论基点，其信仰体系也是以“道”为核心。“道”被视为万物的本源,是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具有本体论上的终极意义。道教指向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体道合真的通玄之境，而通达的路径是修身养性与济世救人，“这种对绝对无限整体之道的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它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道教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其独特的存在形态,而其特质无疑也会影响到“非遗”项目的认定和保护。 1.兼收并蓄。道教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源自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战国方仙道与秦汉黄老道，在先秦老庄思想基础上又融合了儒、墨、阴阳、医、神仙等诸家思想’通过神化老子及其“道”的学说而建立起理论体系和修道方法，并在民间巫术活动和宗法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展开斋醮科仪活动。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儒佛等各种思想，形成了一些新教派，如净明忠孝道便是以儒家忠孝思想为根柢，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同样是吸纳了儒佛思想特别是借鉴了禅宗的教义。此外，明清时代盛行的三教合一，其中行动最力的便是道教，当时的大部分道书中随处可见对于儒家仁义的弘扬，而道教修行中则多有禅宗明心见性之说。儒家和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固然也会吸取道教的某些元素，但它们多以自身的主旨严分彼此，此与道教接纳儒佛思想的态度显然有别。只有理解了道教的这种特征，才不致为道教仪式和教义中出现其它思想而困惑，在实施保护之时也才能避免因严守儒佛道的划界而剔除某些看似不是道教之内容的行为。道教“非遗”与儒家和佛教的“非遗”项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道教的“非遗”项目本身融合了其它文化形态，这种融合的状态本身即属于道教的特质，也就是说，为道教“非遗”项目的存在提供多元文化交融的平台，这是保护道教“非遗”的特殊要求。 2.散乎日用。道教不像儒家官学,而是起于民间各种方术、天神信仰等，由此，道教天然就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至为密切。这样一种分散在百姓生活中的信仰活动被称为“分散性宗教”，它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道教从其产生之初以及后期发展来看，更多具有这样的存在形态。当然，道教也具有“制度性宗教”的特征，即属于一种独立于世俗社会和文化而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的信仰形式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制度性宗教”是一个清晰而独立的领域,与其它社会面向界限分明，因此也较容易被人们贴上“宗教”这个标签。道教之所以也具有“制度性宗教”的特征，是与它不断接受官方思想和吸纳其它文化分不开的。通过这样一种向着超越世俗以及规制化的努力，道教具有了制度性的特质。道教尽管有一个制度性的存在过程，但处于民间的道教形态在中国从未断裂,其仍然弥散在百姓日用伦常之中，诸如古代祭祀的各种神灵、祭拜祖先、婚丧嫁娶等事务,无不涉及道教的各种神灵和仪轨。正是因为道教在民间具有强烈的世俗特征，其引导民众形成了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世俗性的一些风俗节日。以江苏茅山的“香期庙会”为例，茅山自魏晋南北朝时就形成了朝山进香、回香得福的香期庙会。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是道教节日“送灶神”，三月十八日是茅山三茅真君的“回盼日”。茅山道士把头年腊月二十四日送灶起至次年三月十八日为止的这段时间定为茅山的“斋期”，也叫“香期”。庙会的世俗性体现在人们于此购物、交游、娱乐等’而其超越世俗之处则是庙中处处显示出伦理劝导的意图，如“十万朝山非是别，忤逆子孙休见我。一半进香也有功，孝顺儿女皆为你”，便是庙会之劝化意图。可以说,庙会起到了寓教于乐的教化作用,而“非遗”中的道教庙会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这样的作用。 3.寓道于技。道教文化与儒佛相比，极为注重各种具体技术，这也是道教与道家的重要区别所在。道教虽说是祖述黄老,但却重在讲求各种技术，而这正如前面所言，道教本于民间方术之缘故。道教在后期的发展中，尤其注重炼丹、医术、武术、养生等，并由此开发出很多关于自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