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的合理性及风险成本-2019年文档.docVIP

公司司法解散的合理性及风险成本 　　公司司法解散（judicial dissolution）是指股东基于自身、公司、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等法定事由， 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的诉求， 由法院判决强制解散公司的制度。我国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显见，我国新公司法明确授予了有限责任公司、XX公司股东有司法解散公司的请求权。 　　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合理性 　　（一）人合性危机的宿命 　　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必先以“人合”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闭锁”特征。“企业维持”是商法的终极目的。但只有当企业的维持有利于公司、股东、公共利益时，企业维持才是必要的。反之，企业维持就不能成为公司解散的屏障。公司僵局的持续难免会导致公司最终的“感情破裂”，在胶着的气氛中难以和平商议，则只好借助公正的外力来裁判决断。有学者称， “公司如果非经破产程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的程序、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满足被解散者外，公司将演变成比婚姻关系还要坚固的怪物堡垒”。可见，公司并不是天然不能被法院宣布解散的。 　　（二）符合民法请求权理论 　　民法理论认为，“权利意义上诉的概念意指我们用请求权指称的东西……诉不过是通过审判要求获得自己应得之物的权利”。我国民诉法规定，原告只要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案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所以法官不得借口我国暂无司法解散的明细程序规定而一概不理。 　　（三）符合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违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会造成纠纷解决机制的混乱。法院对公司解散诉求往往表现出谨慎姿态，“法官对此类案件能否受理、诉讼请求能否给予支持多有疑虑， 甚至持有不应受理的见解”。但事实上，“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有局限性的， 需要国家以社会名义进行整体调节”。当“市场之手”失灵时，国家干预中的“法律之手”则要应声而出。在任何法制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冲突的最终途径。“如果法律都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不再把法律当作一个工具加以依赖”。 　　公司司法解散的法律规制 　　公司司法解散这种救济制度最早确立于英美国家判例法。在150年前，当受欺压的股东其“合理期望 (reasonable expectations)”一再遭拒落空，公司将出现“公司僵局( corporation deadlock)”现象。英国法官就赋予这些受压迫的股东有诉请法院救济的权利：他们可以向法院呈递一份“请愿书”(petition)，申请发布“合理清盘令”（petition de droit）法院在“公正衡平”的基础上介入公司解散程序。在美国，解散宥于瘫痪中的公司是“董事或者股东请愿是在董事会与股东不能统一意见的情况下才采用的方法” 。市场土壤比较成熟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韩国等也较早践行着这一制度作为常态解散方式的有效补充。 　　我国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显见，我国新公司法明确授予了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XX公司的股东均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该条规定是粗线条的，操作性弱，缺少对适用原则、诉讼当事人、解散事由等的具体规定。因此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解散制度细节。 　　公司司法解散的风险成本 　　（一）成本分析 　　实施司法解散的成本过高，司法强制解散措施对于公司而言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诉讼本身也将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同时，解散清算程序中公司零敲碎卖的价值远低于公司整体存续价值。“对股东来说，这是一个烦人的和昂贵的方法。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高的诉讼成本”。如果任由这种解散泛滥，还会使得国家税收来源削减，失业人群上升，这都需要社会和市场长时间来消解。 　　以解散公司的方法来解决公司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会失之公允：一是易纵容股东权利滥用，给有意拆伙退资的股东以可乘之机；二是这种非自愿解散常常会不合理地施惠于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1954年美国拉多姆诉尼多夫公司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支配股东利用公司解散来实现一己目的的案例。 　　司法解散将伤及公司存续所的产生可期待收益：公司存续多少会给股东带来盈利，而终结性的解散无疑扼杀了所有的可期待收益。我国很多公司僵局归根结底是因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一旦股权可依相对公平价格售出，很大一部分僵局就会化解、公司也很可能起死回生，而实践判案时鲜有法官从成本效益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