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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DJ赵晓东 分享不一样的音乐经历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DJ赵晓东，现主持的节目有《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和《光影传奇》。从小与音乐结缘的我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表现在，我的工作就是兴趣所在，我的生活因每一个跳跃的音符而活力倍增；亲人、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北京电台工作期间，那些默默陪伴我的听众朋友们让我更加珍惜在直播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面对话筒，我慢慢懂得了严谨、精准、有感而发。20年来，音乐充斥了我的工作和生活，能与人分享好的音乐是我最大的追求。 作曲系学生特别喜欢与人分享音乐 6岁开始我就跟着我爸学二胡，凭着二胡特长，12岁我考进了音乐学院附中，我爸成了我的主科老师。然而，3年过后，我改变了专业方向，学习了作曲。这主要是因为，我突然对钢琴发生了兴趣，还有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支持很难得，其实从小我爸就挺严厉的，一度造成我们的父子关系比较僵，后来他老人家可能也自觉不能管孩子太多，于是遂了我的心愿――也恰巧应了那句老话：父母是教不了孩子的。 然而作为作曲系的学生，我并没有产生对歌曲创作的激情，反而这种专业让我转化成了另外一种人――一种特别喜欢与人分享好音乐的人。 乐队键盘手游走在理想与现实间 由于我比较喜欢弹钢琴，毕业前两年就被天津一个名叫“穿山甲”的乐队“挖”走弹键盘去了。那时港台流行乐深深影响着内地音乐，我们这支穿山甲乐队也不能免俗，我们成天模仿，唱张雨生或“四大天王”的歌，逐渐成为天津模仿港台音乐最像的乐队。2年多，穿山甲乐队几乎每晚都在夜总会演出，就像你现在在后海看到的那种场景。我在夜总会演出大把大把来钱，一个月的收入能超过我爸妈工资的总和。 90年代初，我家第一拨安装了卫星天线，能接收到starTV、MTV，当时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也开始对欧美流行乐感兴趣。那时，我白天在天津电台编辑一档介绍欧美流行乐的节目，晚上随乐队在夜总会演出。白天的工作很喜欢但是没有薪水，晚上的工作不喜欢但报酬颇丰，我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用晚上赚的钱养活自己，用白天的工作作为“心灵的慰籍”（因为你知道晚上演出的歌曲是客人点的，很少是自己喜欢的）。当时北京音乐广播还没有成立，所以很多北京爱好音乐的朋友也听我们天津文艺台的节目，当时喜欢欧美流行乐的圈子还是很小的。我记得张有待有一次开玩笑说，一次出国回来，在首都机场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天津文艺台，当时节目正在介绍美国公告牌排行榜，他就相当惊讶。 企划主管感受艺人的心酸 那种白天在电台、晚上在夜总会的生活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并不喜欢夜间那种机械式重复的演出，我更喜欢做广播，可以分享很多欣赏音乐的心得。 1993年后，内地唱片业逐渐发展，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了起来。因在天津做电台的经历，我被朋友邀请到北京，不过刚来北京时不是做电台主持，而是在唱片公司担任企划主管。这个公司叫红星音乐生产社，其中一个老板就是那个邀请我的朋友，他曾偶然间得知我想做“传播”的意愿。那时我们公司签的第一个艺人是郑钧，然后有许巍、田震，这些歌手都是比较偏重摇滚乐的，不是当时的主流。当时在乐坛上表现最突出的是一些流行歌手，如毛宁、杨钰莹、那英、林依轮……与他们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郑钧就是个另类。后来，我跟随那个老板朋友离开红星音乐生产社，并受邀加入他在北京创立的另一家公司：“麒麟童”。1997年，我刚到麒麟童时做的就是韩红的唱片，来到北京音乐广播之前我一直都在麒麟童做企划主管。 在唱片公司时，我看到的更多是明星不容易的一面。我们公司在王府井有一个录音棚，我在录音棚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负责联系各个唱片公司去录音棚录音，因为当时录音棚的设备在北京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很多艺人都会去录音，也包括港台艺人。我感觉歌手在录音时更像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他们没有设防，也没有明星的光环。接触艺人多了，就让你觉得明星离我们也没有多远，也没有多神秘。反而艺人的辛酸和不容易更容易让人记住，他们经常是上完一大堆通告，还要赶到录音室录音。 电台DJ与艺人跨领域对话 1994年宣传郑钧的时候我就跟北京音乐广播有了联系，当时是作为唱片公司一方与电台打交道。1999年，我与郑洋搭档做了一档叫《绝对实况》的节目，那时就和电台关系更近了。后来电台进行公司化运营的尝试，我本着做公司的初衷进了电台，而一段时间后，台领导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再做节目，我同意了，于是正式接管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档节目，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相对于在唱片公司“做歌”，在音乐广播是“播歌”。在唱片公司时，我会接触到很多幕后制作音乐的人，同样也会带着歌手跑通告，上各种颁奖典礼。那时我是以“同事”的关系跟艺人打交道，而到了台里就变成以主持人的身份采访艺人，这是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