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荆轲的评价.pdf

对荆轲刺秦王的不同评价 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 “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 “轲不足道也。” 朱熹认为 “轲匹夫之勇， 其事无足言” 。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 第一个是司马迁， 《史记·刺 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 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 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 不怕牺牲， 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 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 刘伯承将军 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当年唐雎当廷怒斥 秦王时曾经说：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 忌也， 仓鹰击于殿上。 此三子者， 皆布衣之士也， 怀怒未发， 休祲降于天， 与臣而将四矣。 ” （《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 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荆轲刺秦王》简说 邱少华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 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 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 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 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 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 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 （所谓“士为知己 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 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 （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 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 客刺秦王， 为韩报仇。 ”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 “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 误中副车。 ” （《史 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 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 朝不谋夕①。 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 深感力绌计穷。 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 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 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 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 其实， 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 “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 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 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② 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 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 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 一是 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 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 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 “日以尽矣，荆 卿岂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