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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管理对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刻意区分美日管理的不同，提出“美国式管理”和“ 日本式管理”，并进而提出“中国式管理”， 是一种线性和僵化思维的体现。这种机械的划分，既不符合管理的混沌本质，也没有从发展的眼 光来看问题。 事实上，美国管理界从来没有提出“美国式管理”理论，日本管理界也基本上否定“ 日本式管理” 的说法。 “美国式管理”与“ 日本式管理”均属伪命题的事实，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式管理”理论构筑的非科学 性。 所谓的“ 日本式管理”，其实与美国管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日本管理的杂糅性充分表明了，管理 理论是不能以国家或地域来划分的。 日本管理的复杂文化基础 在分析日本管理之前，我们首先要研究其文化基础。与中国式管理认为日本管理的基础是儒家文 化不同，我们认为，日本管理的文化基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一种 杂糅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因而不象中国一样具有某种根深蒂固和相对稳 定的主体文化。日本在唐朝时学习中国，明清时学习荷兰、近代以后学习英、法，二战以后又学 习美国。日本文化是本土的神道教、印度佛教、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混合。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就提出了“ 日本文化杂种论”，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因而日本文化是一种实 用主义文化，这使日本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吸取，都是以实用为目的，而缺少真正的 思辩。比如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情有独钟，却对能真正改变一个民 族精神的基督教信仰不感兴趣。这使得基督教始终无法在日本扎根。 日本对西方技术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同时接受，并不表明日本管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科技的嫁接。 所谓日本崛起是儒家文化之成功的说法，不过是中国式管理的主观臆测。 与其说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儒家文化教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日本与外界隔绝的岛国文化--本土 神道教的功劳。日本文化中有儒家文化的因素，但与儒家文化又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日本人很 讲究“忠”、“孝”，但日本人的“忠”、“孝”与儒家文化中的“忠”、“孝”并不一致。日本人认为每个 男女生来就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很大程 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这种价值更多的是源于本土的神道教，而非源于中国的儒家文 化。 加藤周一指出，在传统日本社会中，每个村落都信仰不同的神，没有超越村落这个集团之上的权 力存在，即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存在。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这个共同体的象征，是全体国民所 属集团的象征，在这个集团之上也没有神。这进一步说明，日本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本土文化，而 不是儒家文化。 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与其说是儒家文化的推动，不如说是放弃儒家文化的结果。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精通儒家文化，但福泽谕吉在目睹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 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之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 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 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 在《脱亚论》一文中，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 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 型的民族国家。尽管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取是不彻底的，但也绝非仅止于科技层面。今天日本的 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与本土价值观，以及儒家价值观等不同文化的杂糅，而绝非是以儒家文化 为主流。 日本文化的杂糅性决定了其管理的杂糅性，而日本管理的杂糅性使得“ 日本式管理”的说法无法自 圆其说。 二战后的日本管理及其与美国管理的同质性 日本管理是在二战之后学习美国管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所谓“日本式管理”，不仅在技术 层面，在哲学和精神层面与美国管理也是一脉相乘的。尽管日本管理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正 如混沌学中的“分形”现象所揭示的，日本管理的特色并不表明，日本管理与美国等现代管 理具有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日本管理的所有基础均源自美国。日本管理的形成至少和四个美国人的名字不可分 割。这四个人就是：麦克阿瑟、戴明、朱兰和德鲁克。 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军事统管。作为美国在日本最高军事长官的麦克阿瑟，在日本 推行了一系列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管理法则，这些管理法则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工业化 进程。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