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例分析.pdfVIP

孙志刚案件实质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 ，对公民个人迁徙 流动权利的一种侵害， 以及行政法规违反宪法。 该案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 强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前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 1 《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立法法》规定，对公 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是制定的法律。只能 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尚未制定法律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其 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收容遣送办法》作为 1982 年制订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立法法》相抵触。 《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自 1982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 《收容遣送办法》到 2003 年废除，该办法已经 存在了二十一年。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基于中国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在当时具 有社会福利和综合治理的性质，是“为了救济、 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 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当时的收容遣送对象限于：“（一） 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他露宿 街头生活无着的。” 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迁徙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户籍制 度逐渐松动，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在实行过程中， 部分收容所员工 不但不是救助弱者， 反而对被收容者进行敲诈勒索甚至辱骂殴打的违法行为。 发 展为一定意义上强制人身，侵害公民权利甚至某些利益集团生财的手段，在实际 执行中又扩展到城市里的民工和流浪人员 ，一些地方甚至将收容遣送制度作为加 强城市刚性管理，驱赶外来民工的工具。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 侵犯，有违法治正义价值，与我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相抵 触。 根据许多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 住证，否则视同流浪者。 警察有权抓捕这些没有暂住证的人， 并把他们遣返原籍 或者关押于收容所。在实行过程中，警察往往只锁定那些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民工、 流浪者、 乞讨者等弱势群体。 在相关城市的一些大型活动之前， 警察为了保安和 城市形象往往采取集中抓捕和遣返的行动。 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收容遣送制度， 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 其“治理功能”越来越弱，相反，依附于这个制度上的 权力却暴露出容易被滥用的危险。暂住证和收容都涉及到相当大的利益驱动，其 中的办证、罚款、放人的牟利特征相当明显。如果存在很大的利益诱惑，制度本 身又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 ，必然导致某些警察滥用搜查权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行为。 2、孙志刚案件也反映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对公民自由迁徙流 动权的限制，实际也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妨害。传统的封建社会，我国户籍 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征缴人头税，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 便于强化管理，减少人员迁徙流动对政权的冲击，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今天， 我们实行户籍管理仍有其必要性。首先，我国仍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 实，存在着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实行户籍管理，适当限制人 1 们的自由迁徙流动权，可以缓解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可承受容纳能力的冲击，对 于维护社会稳定仍有合理性。其次，户籍管理对于控制人口增长，贯彻我国实行 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户籍管理必须能够充分 地保障人权，最大可能赋予人们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不是对人身的严格身份审 查，甚至以区分证书（比如务工证或暂住证）的不同形式造成在就业、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