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与刑事处罚追诉时效差异情况下的衔接.pdfVIP

（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追 究时效与刑事处罚追诉 时效差异情况下的衔接 一、逃税行为的双重性质 逃税的行政处罚与逃税的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关于行政违法行 为与刑事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问题。逃税行为是具有刑罚后果的行政违法，属于 刑事违法的领域，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违反的是行政秩序，具体而言，其一， 逃税行为侵害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进一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2]逃税本质是行政违法行为，因此才能合理的解释将 “受到行政处罚”作为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可能途径。按照修正案的规定，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可以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己受行政处罚。其三，修正案 对具体的构成犯罪的逃税数额不再在刑法层面作出规定，而是代之以“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的规定，体现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理念。 由于刑法修正案逃税罪制裁的税收违法行为同时也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以 下简称征管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对象，而征管法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随刑法修正案 而改变，因此，在对逃税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这两者关系上，[3]就 存在实体规定和程序操作两方面的区分与衔接的问题。 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实体规定上的区分与衔接 (一)在行为的客观方面 1.根据修正案，行为人因逃税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次数成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 事违法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初犯， “逃税数额、比例”再高，只要能够接受行 政处罚，一般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除非在五年内因逃税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逃 税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 修正案将 “已受行政处罚”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与原刑法关于偷 税的规定相比较，其实际效果是将部分按照原刑法条款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 行为转变为 “行政违法行为”并接受行政处罚，以及在某些情况(即不接受行政 处罚)下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法律待定状态。当然这不同于违反法律规定的 “以罚 代刑”现象，相反是给予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 精神。因此修正案反映出立法者在逃税行为性质认识上的深刻转变：其本质上是 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刑罚适用的补充性不仅应体现在逃税数额、比例的 “量”上， 而且应体现在违法行为本身的 “质”上。 2.“逃税数额、比例”仍然是认定逃税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或是刑事犯罪行为的重 要界限。原刑法采用 “具体数额加比例”定罪标准，尽管规定明确，但已经不能 适应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变化，也无法顾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税源、 税收分布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修正案采用 “不规定具体数额的情节加比例”标准， 比如同样是 10 万元的逃税额，10%的比例作为入罪标准，则年纳税额在 100 万元 以上的就不构成犯罪，100 万元以下的就构成犯罪，因此，修正案在维护刑法权 威性的同时，在经济社会时际发展、区际差异与刑事立法的有机结合等问题上体 现了务实性和灵活性。 3.行为的手段。修正案一改原刑法条款叙明罪状而转而用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将 逃税的手段概括规定为 “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和 “不申 报”，而征管法仍然与原刑法条款保持一致，即采用列举式规定。在逃税手段方 面，修正案的规定要比征管法更为周延。根据 “法无明文规定不得罚”原则，实 践中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种行为手段并没有包括在征管法规定的逃税当中， 却符合修正案关于逃税的规定。对此，刑法是越过征管法直接调整，抑或是有所 收敛?本文认为，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法益，法益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纷 繁复杂。所以，法益保护必须适用恰当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体系中，刑法应是最 后予以考虑的保护手段，只有在其它手段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能允许被使用， 刑罚的启动必须审慎、谦抑。[4]故在上述情形中，刑法越过征管法进行直接调 整，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违背，但不作调整似乎又不足以实现打击犯罪的刑事 立法目标。由此，征管法列举式规定与刑法修正案的概括式规定之间可能存在的 不一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修改税收 征管法第 63 条的规定，使之与刑法修正案相统一，这也符合历次关于逃税行为 刑法与税收征管法修改的一贯模式。 (二)行为的主观方面 主观状态的认定应当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一个重要标准。根据行政法理论 通说，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违法行为的认定一般以客观的违法行为为准，在主观 认定上采用过错推定。[5]因此，纳税人客观上实施了征管法第63 条所指的四种 行为即构成逃税行为，法律并未要求税务机关必须证明相对人实施逃税行为时的 主观过错。行政处罚是以高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权力运作的基本准则，实践中 纳税人心理状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