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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昂格尔教授１９4９年生于巴西，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学生时代的昂格尔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引人注目。对中国读者而言，《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昂格尔著作中最为人熟知，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其运用类型化和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另一番模样；更重要的是该书中有关法治的探讨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主要就该书有关法治的内容做一些介绍与探究。 一、三个疑问这本书从质疑经典社会理论开始，提出了贯穿全书的三个疑问: 第一个是方法问题。昂格尔首先批判了社会学理论家常用的两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即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的因果解释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把人置于一种两难境地：要么看似精确,却缺乏相关具体环境的考虑，从而造成方向性的误导；要么反璞归真却迷失在历史的海洋中归于空泛。同时,这两种方法因为都引入了某种决定论而致使歪曲或者忽略了历史的真相。 第二是社会秩序问题。在这里,昂格尔同时反对两种传统的关于秩序的理论：工具主义理论或称个人利益理论与合法性理论或叫做共识理论。他说:“反对工具主义逻辑的第一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在于他未能说明人的行为怎样能够具有超越时间的足够的连续性和个人之间足够的相似性，从而使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矛盾的有关规则地位的暗示以及社会协作的排除是反对个人利益理论的另外两个理由。对合法性理论的批判产生于该理论对社会冲突的过低估计，“在这种思想框架内,冲突只能是某种正在消失的东西的记号”。 第三个问题是现代性问题。是什么根本的特质使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这个社会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现代社会的本质与特征是什么？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又是怎样？这些问题都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说实话，初读本书时，我对作者的篇章安排也产生了困惑。对本书关键词“法律”的前置定语的论述何以占据了整整两章的篇幅。(第一章的社会理论的困境与第四章的再谈社会理论的困境）通读过后才了解了作者的用意：《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正是通过历史的变迁与社会类型的演进来透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法的本质问题。而这首尾两章的安排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通过类型化研究方法，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社会模型。以解释的方式达成论证的目的。而关注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恰能同时将上述社会学中的三个问题聚焦。也正是这种提出-解决的方式体现了昂格尔明快的行文特点。 二、 有关法律、法律秩序和法治 下面让我们进入到对法治问题的讨论。“法治”二字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耳熟能详。自从19９７年中国共产党第１5届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与制度写进了宪法,“法治”成为全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从依法治国进而类推到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这样的表述不免让人担心会有望文生义、画虎类犬的嫌疑。但是法治的形式和内涵究竟是怎样，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澄清。 ?昂格尔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法律概念：习惯；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以及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第三种更为严格的法律概念仅仅存在于法治环境中。昂格尔本人对法治的定义是：“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法治就是指相互关联的中立性,统一性及可预见性的观念。政府权力必须在适用于广泛的不同种族的人和行为的规则限制之内行使。而这些规则无论是什么,必须得到一致的适用。”这段稍有些隐晦的并不清晰的论断似乎传达了这样的观念:法治只关乎适用的规则和规则的适用环境、适用结果。至于规则本身则并不当然属于命题关注的内容。我们是否可以说法治仅仅是指形式正义而言，实质正义不是也不应当是法治的题中之意?事实上，昂格尔对上述疑问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从他对法治实现的前提描绘中可以了解到。昂格尔认为法治的实现依赖于下列两个关键性的假定：“最重要的权力必须集中于政府”;“权力能够受到规则的有效制约,无论这些规则是作为限制行政机关的工具,还是作为审判中的实质选择而发挥作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昂格尔接下来在第二章:法律与社会类型中所概括的法律秩序的特点和形成条件有更深刻的了解。 作为更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秩序(法律制度）,公共性、实在性、普遍性与自治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而使法律秩序与第二种类型的法——官僚法相区别的则是普遍性和自治性这两个特质。自治性表现在实体内容、机构、方法与职业四个方面。法律在实体内容上的自治性是指法律并非简单地仅仅是有关宗教与神的认识的神法的法典化;机构上的自治性在于法律规则中以审判为主要任务的专门机构适用；方法自治性意味着法律推理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解释或论证的风格与方法；最后职业的自治性表现在具有一个法律职业集团，由这样的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并参加法律争诉。四个方面自治性的集中与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