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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说》赏析 宋福慧 原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 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 ,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赏析：《师说》为韩愈感时而作。当时学风不正，师道不存，作者感慨万千，故其文多用感叹句。特别是“轻重相形”的地方，作者每次“相形”之余，都要感叹时人之愚。这些感叹色彩颇浓的句子，亦错综变化，毫不凝滞。“圣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皆出于此乎！”这是疑问语气。“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这是判断语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这纯是感叹语气。作者在《师说》之中，为了增强肯定的语气，表达强烈的感情，还用了反问句。这类句式，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为最有代表性。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 “为人师者皆笑之。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 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当时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 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师友箴》曰“不师如之何， 吾何以成” ；《序》曰“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显然，柳氏对“师道”的理解，与韩氏如出一辙。而且 较之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显得更为有力。再看他把士人对韩氏的“群怪聚骂”比成“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亦可知他对“耻学于师”之风气，是何等深恶痛绝！韩柳二公在“师道”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柳宗元亦是韩愈“师论的同调及其抗颜为师的响应者！ 《师说》首段即开宗明义，点出“师”的作用以说明其重要，并为下文阐述“师道”之当复张本。这种高处立、阔处行的开局法，就为全文定下了气势恢宏的基调。韩愈将“师”的作用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表面看来，这三大作用似乎平列，实则不然。韩 愈以光复“儒道”自命，他为“师”所概括的三个作用，自然有其特定内涵。所谓“道”，即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业”，即古人六艺之业；所谓“惑”，即此二者之惑。三者之中，以“道”贯之，“传道”为宗旨，“授业”、“解惑”皆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即学“文”为明道，习“艺”为致道，释“惑”为悟道。正因如此，韩愈才在本段之末指出“择师”原则应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前人评《师说》谓通篇只“吾师道也”一句，亦为此意。不过，韩氏论“师”的作用，虽意主“传道”，但重点却在于“解惑”。韩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等儒家大师的启发式教学法，他心领神会，而这种教学法的主要手段即“解惑”，这就是他特别重视“解惑”的原因。再加之释“惑”确实是学“业”致道的必由之门，欲使弟子有“大成”，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使之通过此门径，达到“悟道”的最终目的，即使之登上“业”之大堂，进而步入“道”之内室，以完成“师”的使命。有鉴于此，韩愈才在阐明“师”的三大作用之后，又专门拈出“解惑”一端加以申述。 此外，韩愈专就“解惑”一端加以申述，还可达到针砭时弊、生发下文的作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一句，就有如此妙用。既然人人有惑，当然“师道”可兴不可废。然而时人却或“挟贤”（以己为士人），或“挟长”（以己为长辈），或“挟贵”（以己为士大夫）而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结果是“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正因时风如许，平时以道自任、以师自处的韩愈，才不得不发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叹。这样，文章就极其自然地过渡到下段。然后，他再从圣人尚从师，可见“贤”不可恃；童子尚从师，可见“长”不可恃；巫医乐师百工尚从师，可见“贵”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