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交通与对外交流 (8).pdf

第六节 蜀布邛杖 远销夏国 一、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与考古发掘 “丝绸之路”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在其所著 《中国》一书中首先 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大秦(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它来泛称中西交通。 “南方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蜀布之路”(任乃强)，简称 “南丝路”，是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 藏等中国南方地区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 际通道，它与 “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同为中 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所有“丝绸之路”中开辟时间最 早的一条道路。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 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如汉代印度佛教随着 “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初，叙利 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景教也沿着 “丝绸之路”传入唐朝，在长安、 成都等地兴建寺庙，初称 “波斯寺”，后更名为 “罗马寺”、“大秦寺”等。成 都大秦寺建在今石笋街附近，寺庙称真珠楼。 “南方丝绸之路”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开通，我国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西南民族史开拓者、云南地方史奠基人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 墓出土的 “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公元前4 世纪，印度学者考第亚(一译作考庇利耶)所著 《政事论》(一译作 《国事论》) 一书，就说到 “支那(Ch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并特地提到 “出 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享誉世界的印度史诗《摩 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 《摩奴法典》等书中也有 “丝”的记载和 “支 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都来自中国的四川。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 言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季羡林先生在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 认为：“中国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汉武帝时， 张骞在大夏发现蜀地所产的邛竹杖和蜀布，说明从巴蜀到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 存在一条商贸通道。陈寿 《三国志》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 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 置的郡，在今保山一带。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 其边界与缅甸接壤，时至今日，仍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永昌出异物”， 说明那时已经有来自缅甸、印度甚至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汉武帝开西南夷， 历经十余年，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 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贸易。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 “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 才正式开通，并与缅甸掸族有了直接的经济文化往来，又通过缅甸进入印度，汉 武帝孜孜以求的 “蜀身毒道”才算全线畅通。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 能就是从成都途经今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运到 中亚。1954年，昆明滇池湖畔的石寨山出土了成千上万只海贝，云贵高原并不 产贝，这些海贝大多是印度洋流域特有的环纹海贝、虎斑宝贝。1980年，云南 剑川鳌凤山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古墓中出土有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 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罍、青铜尊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环纹海贝。此外， 重庆大溪文化出土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 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域。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巴蜀先民与东南亚、 南亚地区早已有经济文化交流。唐宋以后，随着茶马贸易的兴盛，“南方丝绸之 路”的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大部分道路已成为 “茶马古道”、“茶盐古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印度、缅甸的毡、缯布、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 珠宝、玉器、玛瑙、海贝、琥珀，中国的生丝、丝绸、锦缎、金银、黄铜、中药 材等都是相互交换的重要商品。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有多条道路经云南、广东、广西进入东南 亚、南亚地区，如经今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昭通、曲靖、大理、保 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到达印度和中东的“蜀身毒道”，就 是 “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 或直接进入云南，与西道汇合；或经广西、广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