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docVIP

西方公共政策的理论发展之路及其对本土化研究的启示 ? ?作者：毛寿龙 比如，奥斯特罗姆夫妇创造制度分析与发展(ＩAD）框架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时对微观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行为的解释力量和理论上的优雅有一个一般的理解，但对其支持者忽略制度的作用感到不满意。他们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架倾向于假设一组制度安排，但没有认识到这些安排可以由人控制,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制度情景中行为会有所不同。在研究公共财产资源时，奥斯特罗姆对哈丁的公地灾难的分析不满意。哈丁认为，给定一组制度规则,当地的牧羊人不可以相互沟通,自己就能够达成一组协议来管理公共财产资源的进入，需要外部力量接入管制和强制实施进入的限制。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意和满意,激发了奥斯特罗姆夫妇及其同事开发崭新研究框架的设想。从文献上来看，ＩAD框架首先出现于1982年，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威廉·布罗姆奎斯特(Ｂill Bloｍｑuisｔ）的博士论文用这一框架研究南加州的地下水盆地应用于公共池塘资源。布罗姆奎斯特运用这一框架,在美国加州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分析框架应该说是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一努力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且一直到最近，这一努力还在继续进行。 保罗等人开发的倡导联盟（AＣF）框架的发展，起始于保罗等学者对如下三个方面不满意：8０年代早期政策执行研究有很多分歧，有些人偏好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有些人喜欢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他们不满意于当时政策研究的状况:很多政策学者忽略政策过程中技术信息的作用;在大多数理性选择政策研究中个人的模型过于简单化。［1３] ＡCF试图开发一组新的综合，组合执行的两个方面的特色,加上政策研究的长期启蒙功能,社会心理学的认知模型，制度影响技术信息的作用等。1983年保罗等在鹿特丹会议上首次公开该理论框架,经过若干年的修正,在２0世纪８0年代末首次发表[14］。 ＩAD与ACF理论的发展有很多共同点：早期版本出版后有很多修改;两者都从很一般的概念性框架出发,然后应用于广泛的问题的研究,并且框架越来越精致:IAD发展成为理解所有社会行为的精致的框架,也成为公共财产资源管理的更为精致的理论；ACＦ已经变成更为整体的框架，或者理论,用来理解现代社会长期政策变化,现代社会具有明显的劳动分工，并且有很多有组织的意见和利益的差异。 不过,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可以从小范围的框架发展成为比较一般的框架或者理论,IAD与ACF都从比较具体的小范围的框架，能够发展为比较广泛的框架或者理论，与这两个理论本身的特点是相关的： 一是概念与假设非常清楚,利于证伪。空洞的概念与假设，很难证明是错误的，自然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学习，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去修正其不一致性,去修正证伪后的关系，或者完善框架,弥补严重的缺陷。定义与假设清楚，可以吸引很多学者去在经验上证明。比如ACF界定倡导联盟是一组人，有共同的信念系统,来自不同的位置，如选任的或者机构的官员，利益集团领袖,研究者等,在一段时间里在行动方面有重要的协调。经验证明，这样的联盟的确又共同的信念系统,信念系统是联盟的共同条件。其中有些理论不是非常成功，比如多流框架,没有明显的假设，其结构和操作化很流畅,证伪很困难。所以很难进行修正。 二是框架或者理论的概念要尽可能抽象。概念越抽象，其范围越广泛，广泛的假设,更可以在某些场合被证伪,在某些场合得到确认。这样可以进一步在经验研究中完善理论。 三是思考因果程序。比如思考Ａ影响B的机制是什么呢？又如何影响C呢？思考因果程序是一般框架发展成为更为集中的、更为逻辑性的相互联系的理论。许多理论，没有发展清楚的因果关系链条,后来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关注。 四是努力改善内部的不一致性与相互联接。比如ACF研究者发现，政策核心信念是界定某个联盟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区分重要的核心政策变化与较小的政策变化是关键的。政策核心与次要方面有差异是ACF的主要假设。开始时ACＦ并不清楚政策核心概念抽象程度如何，其范围如何。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非常具体的信念是一些联盟的胶水之后，它就成了核心概念。这使得ACF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完善有关信念的界定，并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一个，笔者认为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设计一些长期的研究项目，建立学者研究网络，给出并出版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研究者把它严格地应用于不同场合,进行经验层次的研究。鼓励其他学者在其所专长的领域里也进行类似的经验研究。愿意以经验研究和逻辑分析为基础修正框架。在一个共享的研究项目里发展一个学者网络。 这两个分析框架的创造者都有明确的办法来鼓励形成学者社群：鼓励其他学者严格应用这一框架；评论对这一框架感兴趣的学者的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提供一些激励,如奖励或者出版工作论文等来鼓励这些兴趣;建立研究通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读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