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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 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再思考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 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 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 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 作为一种实践 操作，需要客观认识“大调解”机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深入研究“大调解”机制 的运行模式， 廓清一些模糊观念， 避免成为“一哄而起”、 “一个面孔”的应景 之作。 “大调解”机制是综合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尝试，是人民内部矛盾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 矛盾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 社会矛盾的存在极其正常， 不必大惊小怪。 但矛盾的 特殊性原理又告诉我们， 现时的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尖锐性、 复杂性， 运用常规手段已无济于事， 必须创新社会矛盾解决机制。 而“大调解”机制正是 这样背景下的产物。据我市秦淮区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新特点的专题调研表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改制工作不断深化， 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 程度等发生了质变，呈现出“五多”特点：一是发生数量多，具有复杂性。表现 在：导致矛盾纠纷的因素越来越多， 涉及人员成分越来越复杂， 矛盾纠纷触及的 层次越来越深， 不平等主体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二是串联行为多， 具有延展 性。表现在： 因同样因素或性质引发的矛盾纠纷易产生连锁反映， 处置不慎易产 生共鸣，从而引发群体性、区域性事件。三是重复上访多，具有反复性。一些人 对已产生的矛盾纠纷抱着“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 不闹不解决”的心理， 反 复上访，越级上访， 对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造成了严重影 响。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锐性。为达个人目的，有些矛盾纠纷当事人往往采 取过激行为， 酿成严重后果， 造成社会心理恐慌。 五是策划预谋多， 具有对抗性。 随着公民组织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 维权手段不断翻新。 群体性、 区域性矛盾纠 纷往往有组织策划者和骨干， 而且各人分工明确。 针对这样的社会矛盾纠纷状况， 过去五种调解单兵作战、 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已不能适应调处需要， “大调解” 机制便应运而生。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 合理性与局限性， 因此， “大调解”机制也将随着尖锐复杂社会矛盾纠纷高发态 势的存在而存在。 面对复杂的稳定形势， 摒弃容易令人生厌的强硬行政手段， 综 合发挥调解的怀柔缓冲职能， 避免一般的社会矛盾转化为对抗性事件， 这是“大 调解”机制产生和存在的又一个潜在理由。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大调解” 机制。 “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不等于简单地成立一个机构。 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纠 纷解决机制， 使民间调解、 治安调解、 信访调解、 行政调解、诉讼调解有机结合， 一方面能够强化、 整和各相关部门调解职能并优化社会调解资源， 另一方面可以 突显政府部门依法行政、 司法部门依法救济的重要性。 因此， “大调解”机制的 运行基础不是依赖于新建一个机构， 包揽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或越厨代庖代为 履行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 而是有赖于各相关部门调解工作网络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