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争与会融.docVIP

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倍受专制统治者的亲睐。然而,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倍受冷落而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直到秦二世而亡,警醒统治者,重新起用儒术。经过这一历史周折,统治者认清了儒学优势与弊端,同时取法家所长补儒家所短,儒法结合,最终形成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的局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儒家与法家存在着许多观点、立场的分歧(这一点无可置疑),有过长期相互 攻讦的历史,也曾在政治舞台上一争高下,但儒法的思想实质并非是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促使儒法最终走向了汇流融合。儒法两家思想的斗争、对立与整合,不仅引起古代思想、法律、制度及政治策略的巨大变革,也为儒法国家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儒法思想的产生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个以血缘族群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力量无法与自然力量相对抗,只得屈从自然的统治。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和人的死亡畏惧和不解,于是对自然顶礼膜拜,迷信鬼神的文化就产生了。而尊神事神的仪式就是“礼”的最初含义。王国维从字源学解释“禮”字,认为“禮”是一个会意字,从示从豊,“示”谓“神事”,“豊”谓以礼器盛玉奉神。也就是说,礼起源于祭祀,最初的含义是祭祀礼仪。由于祭祀礼仪的程序讲究等级秩序符合当时社会对身份、地位划分以及维持这种等级划分的要求,于是礼由祭祀扩展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国家形成之后定位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儒最初就是相礼的人, 孔子的儒学,便是在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法家思想的起源 法家思想是在中国由血缘族群时代转向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转折中形成的。法家的兴起与军功贵族兴起有绝大的关系。西周实行封邦建国，为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派遣的人员既有王室子弟又有异姓贵族如齐国和宋国。周室衰弱后,各诸侯为争强图霸,重用贤能之士,法家之士纷纷涌现,他们没有旧贵族身份,与旧宗法制度没有关系,要建立和巩固政治地位,就要主张以法治国,反对以礼治国。 儒法之争的表现 （一）治国思想上: “礼”“法”之争 儒学是从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先秦儒家都主张实行德治,以仁义和礼为维系人际关系、巩固社会制度的粘合剂。儒家为了治国安民,继承和发展周礼,并把礼制作为崇高的追求,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强调以礼提升个人修养,努力达到仁的境界。荀子也指出“隆礼贵义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 可见,儒家重视“礼”的程度及“为国以礼”的主张。 与儒家德教为先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他们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用地主阶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反对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和血缘宗法制。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要把法律当作治理国家的标准。韩非子也提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他们都把法律看作是“去私”、“至公”的重要手段。这些法家代表人物都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加以应用,主张“以法为本”的思想。 （二）政治实践上“德”“刑”之争 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上,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施行“仁政”。孔子主张“道之以得,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法的作用是治标不治本,主张“以德去刑”,达到“无讼”的理想状态。即便是非用刑罚不可,也是主张“先教后刑”。并提出要把道德教化寄予“圣主明君”身上,如此上行下效,国家就可治理好。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以德王天下”的“仁政”学说,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谨痒序之教”,对民“教以人伦”。 而法家坚决反对通过人治和道德教化实现政治的稳定,认为“人性本恶”且“圣主明君”很难出现,主张“任法而不任智” “以刑去刑”。商鞅则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君书·赏刑》),韩非子也有“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子》)的论点,可见儒法两家在实际的政治实践当中对于德刑选择的巨大差异。 二、儒家与法家的整合 儒家与法家虽然思想上有很多对立,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因而在思想和治国方略等方面,既有儒、法之间的争胜事实,也有整合之发展趋势,这种合流既表现为“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等,更表现为内容上互相吸收、互相利用。 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内在相通 无论是在儒家学说中还是在法家学说中,法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法治国是法家的根本主张。但是自孔子而始的儒家从未排斥过法,只是未将法的地位提升得像法家所主张的那样的高度。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明确地肯定了依据法度施行刑罚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