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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策略}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9.3%;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由3117元上升到10308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上升8.3%。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得到了实惠。天津居民的人均实际年收入由1330元上升到4931元，扣除物价指数年增6.2%。人均消费支出由1279元提高到4063元，实际年增3.9%；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也有较大增长，由747.37元上升到6147.18元，实际年增19%。可见，天津市经济发展作自身时序比较的确还是比较快的。 然而，当我们把天津市同周围的其他省市特别是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时，天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似乎仍嫌稍慢且稍低。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我们认为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恐怕是重要因素。自８０年代末以来，天津市全面地执行中央关于以稳定求发展的发针，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其中突出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上涨。这一战略是正确、必要且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通货膨胀理解为“物价越低越好”，以致于天津经济似乎实际上进入了“低物价、低工资”的一种传统发展模式之中。 本文无意全面地对天津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评价和分析，仅就为维护天津市场“低物价”的政治形象而对鸡蛋之类产品采取的物价管制制度的得失作些实证性的分析。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以物价管制强制地维持某些并不需要管制的产品的低价状态，其交易费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成本大过收益，得不偿失。透过对鸡蛋的价格管制的制度分析，也许能够对天津市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二、制度背景: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 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一类重要的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因此若仅就其交易制度变迁的指向而言，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与中国其它省市并无二致，都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渐到由市场价格调节这样一个过程。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的不同时间安排及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中。天津市的鸡蛋价格制度安排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变迁过程的时间表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可以认为，几乎所有与市场价格制度有关的制度演进均滥觞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因此，研究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即由改革之前的统购统销到目前的市场调节过程，亦应以此为起点。 1979年5月，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天津市先后大幅度提高了猪、牛、羊、鲜蛋、水产品、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其中鸡蛋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9.2%(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65%），并安排了鲜蛋的季节差价。统购统销制度首先从收购价上有了一些变化。 1979年11月，按照国家规定天津市有计划地提高了8类主要副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中鲜蛋的销售价格上调了22.2%(猪肉、牛肉和羊肉销售价上调幅度分别为:29.1%、33.3%和31.6%）。统购统销制度中的销售价格也有了变化。 1985年5月，天津市有条件地放开了肉、蛋、禽、菜及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在鸡蛋购销政策上采取了“放”(放开搞活)、“保”(保价收购)、“限”(限价销售)、“订”（合同订购）几项措施。统购统销制度有了更大的变化。 1987年3月，天津市政府为纠正长期以来由于农口(农委系统)只管生产、商口(商委系统）只管销售造成的产销脱节、禽蛋生产和供应不稳定局面，决定改革旧的禽蛋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产销一体化，为此，成立了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隶属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该公司下辖天津市蛋品加工二厂和天津市津牧工商联合公司。 天津市禽蛋服务公司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兼有计划管理与商品经营两种职能但以计划职能为主。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是(1)：①负责制定本市禽蛋产销计划，保证市场需要和均衡供应；②推行经济合同制，将禽蛋的产销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轨道，做到有计划生产、有计划调市、有计划销售；③利用价外补贴、物资分配、蛋料挂钩等手段组织禽蛋的加工、储运，旺吞淡吐，保证市场供应；④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兴办禽蛋联合企业。 1989年3月，为加强对鸡蛋、蔬菜和生猪生产及调市的计划管理，切实保障城市供给，稳定物价，天津市政府决定从3月1日起实行主要生产资料供应与鸡蛋、蔬菜、生猪的收购、调市挂钩。涉及鸡蛋的挂钩政策为：生产单位每交售1公斤鲜鸡蛋，供应配合饲料3公斤、育雏料1公斤。此外，市政府决定，由市农委负责安排全市鸡蛋生产、收购、调市任务；负责挂钩物资的分配和调剂与承担鸡蛋生产和调市任务的区（县）及其它生产单位签订收购、调市任务承包书。市粮食局、供销社要按计划保证收购及调市鸡蛋所需挂钩生产资料供应。 到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