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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SHANGJIANFANG123 PAGE 320 /SHANGJIANFANG123 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 ——兼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人道主义精神”是笔者写《论〈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时留下的题目。1986年是十年内乱结束的10周年，又是双百方针提出的30周年；可是，年初有位同志在谈到人道主义时还叫做“进入雷区”。按照这位同志的一部表现人道主义主题的长篇近两三年受到“围攻”的情况看来，她要说是“进入雷区”是并不过分的。由于近年来直到现在，文艺界、学术界还不时出现与“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①相违背的“窄紧的现象”，因而近来大家都在提倡“宽松的环境”了。最近，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已指出：“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②（旁点引者所加，下同）在这种情况下，正面的讨论《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问题，从而涉及了王国维的“唯心主义”和所谓“反动的、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以至涉及了欧洲“最反动的哲学家”③叔本华的某些见解，为他们说几句公正的话，大概应该是没有什么“忌讳”了。 当然，本文仅是讨论，欢迎批评。 一 在中国历史上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是一部超过它以前所有作品的，具有最深刻、最丰富、最厚实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这一点，当然不是笔者的创见，而是前贤时贤一些著作已涉及了的。这里面，说得虽然简略但很深刻的，要推当时就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鲁迅。他在大家熟知的《〈绛洞花主〉小引》中所阐述的贾宝玉是历“大苦恼”的“多所爱者”的论点，说的就是这个人物形象的最主要的历史意蕴——人道主义精神。解放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一些文章是涉及了贾宝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虽然并无展开；但后来，李希凡同志自己把它删掉了，否定了。何其芳、蒋和森等同志的红学文章，对人道主义精神有了比较重要的论述和展开，但又被指责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此以后，直到十年内乱，人道主义问题成为学术界包括红学界的不折不扣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具有思想解放性质的大讨论，对红学界却几乎不能造成影响；因此，到了近一二年，虽然极少数同志的红学文章中有了“人道主义”的语句，但以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命题来加以讨论研究的红学文章——也许笔者耳目不周——至今还未见过。可见，“禁区”余“泽”，至今未“斩”。 其实，按笔者看来，应该说，《红楼梦》的最主要、最杰出的历史意蕴，或者说，具有历史高度的思想意义，正是人道主义精神——一种中国式的、《红楼梦》式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不但是《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的核心，尤其是作品的历史意蕴的核心；而且，它既是作者曹雪芹的审美观、道德观的核心，同时还是作者历史观、人生观的核心。这种中国式的、《红楼梦》式的人道主义精神，弥漫于全书（八十回）的每一片描写，贯串到全书整个过程的始终。 要领略《红楼梦》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加以把握。而最重要的，是从作品的主体对象——人物形象体系方面来加以把握。 在《红楼梦》的形象群以至整个形象体系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方面或者哪一个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贾宝玉都是《红楼梦》的第一号的最重要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尽管他时常流露出贵公子的脾气，还有种种思想上、行为上的弱点、缺点和应受指责之处；这些，根本就不必要为之开脱，或者加以淡化。但是，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形象体系的长卷中，贾宝玉毕竟是第一个意识到自己和别人都是“人”的具有人性解放觉醒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物，一个主张并实践了“世法平等”的把别人和自己都当作“人”来看待的具有平等精神的人物，一个甚至愿意用“情”于“不情”的具有博爱精神的泛爱主义的“多所爱者”，一个身子虽被“禁锢”但在精神上却向往着自由，向往着真善美，向往着“情”的世界和“爱”的天地，向往着理想中的“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的“彼岸世界”的人物。这是人物形象本身的客观的蕴涵，是贬低不了也抹杀不了的。 贾宝玉不但把“女儿”看作“人”，而且看作“人”中最崇高、最尊贵、最“聪明”，最“清净洁白”的一个族类，是他自己所不敢比拟的一个族类，这就是他的“女清男浊”思想的核心。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同情妇女的篇章，如白居易的“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特别是千百年来传为佳话的《琵琶行》，作者发现“京城女”的非凡的音乐才能，听她倾诉了不幸的身世，从而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不但感叹自己的“谪居卧病”的身世，还充满对这个妇女命运的深切的同情。这些，是具有一些人道主义因素的，但显然还是低层次的东西，因为“同是”的感慨中还不免包含有纡尊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