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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SHANGJIANFANG123 PAGE 174 /SHANGJIANFANG123 当代红学革命的 “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 ——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1954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70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 “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时英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阐明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果论定50年代红学革命的“典范”谁属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当前红学发展的“新路向”问题。 本文准备就以上问题说些意见，欢迎指教。 对“批俞运动”评价上的反复 1954年的“批俞运动”，明显是一次违反学术发展规律的政治对学术的干预；而这一干预在新中国学术发展上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后果是恶劣的。这一点，国内红学理论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意识到，也陆续出现一些有关讨论文章。可惜，1981年《文学评论》关于“评红热”的讨论——涉及了对“批俞运动”评价的讨论，因受到不公开的政治干预而未能充分的展开，不了了之。1982年，本文笔者之一曾用笔名写过一篇“批俞运动”质疑的《当代红学史论三题》，但该文当年在一个未公开发行的学报刊载后，却一直找不到公开世面的机会；到了1986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65周年学术庆贺会前后，该文才得以公开发表①，总算为否定“批俞运动”一方的言论留下一点史料。也是在这年，笔者读到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②，觉得余先生在70年代写的这篇文章，比国内更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余先生指出《红楼梦》评论中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的“大张旗鼓始于1954年批评俞平伯之役”，并认为“斗争论”虽可称为“革命的红学”，但不能构成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红学的革命”，只是一种“引申”式的“借题发挥式的红学”。余先生这些意见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是和国内1986年初俞平伯学术庆贺会前后发表的一组否定“批俞运动”的文章的论点相近或相似的。在俞平伯庆贺会那组文章中，胡绳同志说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刘再复同志说俞平伯“为《红楼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世德同志说从旧红学（主要指“索隐派”）到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是“飞跃的前进”是“质变”；魏同贤同志说：“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运动，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③这样看来，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历史功绩，和“批俞运动”的负的性质，似乎可以得到基本的澄清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因为，在“批俞运动”中，一些“新星”升了上来，又有若干“小星”簇拥了上去，这既形成了红学界的烨烨“星系”，又形成了一种以“星系”权势为后盾的“理论定势”，两者相须为用，终于形成红学界中一股长期可以左右局势的煊赫力量；他们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为“最高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降格为“一家之言”，但仍作大旗重新举了起来。大家知道，国内许多年来，学术地位和威信可以“权化”，而权势又可以“物化”。于是，如果按照俞平伯学术庆贺会的调子，“批俞运动”受到否定，那就意味着在“批俞运动”中升起的“星系”和“理论定势”的败退以至垮台。笔者估计，他们总要出来“扭转局势”的。果不其然，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杨光汉同志出来说话了，他的《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下简称杨文）④虽然没有挂出堂皇的旗号来和俞平伯庆贺会对唱台戏，但实质是借讨论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典范”问题，力图把“批俞运动”及其倡导者塞上50年代红学革命“典范”的宝座，并掩盖“批俞运动”的“引申”式的“革命红学”的实质。杨文说：“余先生据当时的情况得出‘斗争论’的看法，不足为怪。但用它来概括50年代的‘批俞平伯之役’，那就欠妥了。想来是由于过去海内外没有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余先生无法全面考察五、六十年代国内红学成果所致。”这既批评了余先生，又给准备了一个下台的台阶，可称计虑周详。但恐怕余先生未必会领这个情，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余先生是说得对的，他完全不是“无法全面考察”情况，而是旁观者清。 看来，“革命红学”和红学革命的问题，已经无法“掩盖”下去或含混下去，彻底的争论是无法避免的，国内的红学工作者更有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这些问题不弄清，余先生所说的“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因此，这里准备以余先生提出的学术史上的“典范”问题作线索，对有关问题来作进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