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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军 简介：男，1969年生，1996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专业，并获硕士学位。主攻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曾先后在国内外70余家报刊上发表论文130多篇，著述达200余万字。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讲师。  思维变革与范式整合--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研究 一、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分裂与对立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取向，[1]一种是以孔德(A.Comte)、斯宾塞(H.Spencer)、马克思(K.Marx)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并经涂尔干(E.Durkheim)发展后日趋成熟，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2]因此，在方法论取向上，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另一种是以韦伯(M.Weber)等第二代经典社会学家为代表，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而应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3]因此，韦伯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人文的、理解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且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与抨击。 　　社会学中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代表了研究社会的两种不同取向，即实证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的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以数学和统计性为取向。相反，人文或理解的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唯一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作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4]这两种取向的争论从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始终贯穿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其实，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这种分裂与对立，实质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状况的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的对立，但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它似乎并没有妨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从某种意义上给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空间的可能。这是因为就每一单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它实际上已经在上述两种倾向中作出了符合自己学科根本性质的方法论选择，并力求在学科内部保持方法论立场上的基本一致(如经济学就普遍仿效了自然科学的特征，而人类学却选择了具有浓厚人文主义传统的取向)。唯独社会学这一后发的综合性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与内容既涉及自然科学特征，又富有人文学科韵味，也由于其学术抱负一直是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来刻画整个人类社会体系的状况，所以，不得不单独面对在基本方法论立场上分裂与对立所造成的困境。毫无疑问，社会学方法论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5]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局面也并没有妨碍社会学的发展，正如布尔迪厄(P.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所谓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 　　但是，又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社会学方法论传统并不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它们实际上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如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都没有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优势提出质疑，因此，都将描述与解释、实证与理解对立起来。从思维源泉上来看，它们仍然都停留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之中，采取的均是主观(体)同客观(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等缺陷。所不同的是孔德等实证主义社会学者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客观性一端，故强调的是实证一面，而韦伯等人文主义社会学者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主观性一端，故强调的是理解的一面。他们谁都没有真正超越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哲学上无非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内部的分歧。尽管，自韦伯和涂尔干以后，许多社会学家也看到了社会学方法论上的这种内在的分裂与对立，并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弥补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不足。如帕森斯(T.Parsons)就曾试图从结构功能主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