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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 “近代的超克”是个老问题， 它在日本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面相或者表现形 式，甚至构成了现代日本思想和知识的“主 旋律”，而且，这个“主旋律”与日本不同 时期的现实的结合，更构成了日本不同时期 丰富多彩的思想“变奏曲”。 在中日关系新 的历史背景下，我愿进一步谈谈这个重要问 题。 缘起 日语中“近代” 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谓 “现代”，“近代的超克”，大体上相当于 “现代反思”或者“现代化的反思”之意。 关于“近代的超克”问题之缘起， 一般 认为是在1942年（昭和17年）日本《文学界》 杂志召开的同题讨论会和《中央公论》杂志 召集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 在 当时所谓“大东亚一太平洋战争”的背景 下，反思“西洋现代性”或者“反思西洋现 代化道路”的议题，被刻意地引向“批判、 摧毁、打倒欧美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方向， 从而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扩大侵略范围、 并最终向美国宣战背书。 而“近代超克”思想的首倡者一般认 为是如下三位现代日本重量级的思想家： 日 本浪漫派的代表者保田与重郎、 京都史学派 的代表者西田几多郎和《文学界》的组织者 小林秀雄（而不是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的竹 内好）。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日 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显然是有着密切联 系的，这个被称为“危险思想家”的知识群 体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而崩溃， 不过,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近代的超克”背后所 蕴涵的问题意识却保存下来， 而且还成为日 本战后思想的基本动力，我认为这个问题意 识就是：何谓“近代日本” ？何谓“日本的 近代（道路）” ？ 一言以蔽之：近代日本向 何处去” ？ “55年体制”：外交暧昧传统形成 我们也只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 局的结构性矛盾角度去分析， 才能更深入地 理解日本政客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 常出尔反尔乃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 招之举措。 “近代的超克”问题在日本重新被提 出，是在战后的1955年，而与它伴随着的， 则是着名的“55年体制”的形成。这里的关 键性事件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不 仅使日本掘到了战后第一桶金， 而且日本也 与美国实现了旧金山媾和，得以重新回到 “国际社会”。或者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 刚刚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强大的军国主义日 本，就突然地不再被视为世界的威胁，不但 被轻易地“放过” 了，而且还摇身一变，成 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以及西方在亚洲最重 要的战略同盟者。甚至还可以从某种意义上 说，真正救了如岸信介这样的战犯和日本右 翼，恰好也是朝鲜战争，处于东亚冷战危机 中的日本，正值所谓“国家当用人之时”， 于是新老政客才得以重新入阁登场。从这个 意义上，应该说是从1955年起，日本通过 东亚的新危机才迅速平息了自己的罪名， 从 而才真正进入到了 “战后”（即日语中的 “现代”）。 但是，对于1955年的日本来说，它还 是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国内、国际矛盾。首 先，当时的世界局势是冷战，而在美苏两霸 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日本究竟往何处 去”，或者说日本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 自然成为日本政治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从 1955年开始，日本右翼在美国的鼓励下， 就 开始了第一轮修改和平宪法的运动（即加强 武备和出兵海外），另一方面，在1955年2 月的国会众议院大选中， 由于革新派获得了 三分之一的席位，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右翼提 出的宪法修改案，这就迫使国会保守派 自由党和民主党中的右派宣布两党 合并，成立了 “日本自民党”，以抗衡革新 派的优势。而在这样的政治僵局下，当时的 首相鸠山一郎为了回应国际上两强争霸和 内部国会左右两派势力夹击的局势， 就作出 或开创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政治姿态： 即一面 提出宪法修正案，企图恢复日本军备，另一 面则大放“恢复日中、 日苏邦交”的热气球。 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这种左右摇摆的“暧昧” 传统，也就从此形成。 而这充分表明：所谓日本政治家的人格 分裂，很大程度上源于冷战以降世界格局、 特别是亚洲形势的矛盾对立，以及这种对立 格局中日本何去何从的选择； 我们甚至也只 有从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的结构性矛 盾角度去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政客 往来走钢丝、钻空子，甚至经常出尔反尔乃 至“不负责任”、不按牌理出招之举措。同 样的，小泉首相一方面在卢沟桥谢罪，一方 面靖国参拜，以及安倍首相的一方面加强日 美军事同盟，一面要跟中国改善关系，这种 看似矛盾的举措，其实也都是 55年“战后 体制”和政治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今天才 有的新东西，而这一切不过凸现了日本“ 55 年体制”内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很大程 度上又是当今世界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东亚 冷战遗留问题的折射。 而今天最值得中国注意和思考的是： 日 本右翼政治势力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