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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研究中的学科意识 　　[关键词]教材编写，教材编写研究，学科意识 　　[摘要]在简单介绍本专栏各篇论文的基础上，对其中体现出的值得关注的动向进行了评论。后半部分提出学科意识问题。认为，学科意识不足，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强调，构建教材编写理论时，必须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层面和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学科下位的具体领域，更不能把个人认识与学科理论混而为一。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编号]1674-8174（2018）04-0036-08 　　本次专栏的主题是“教材编写前沿理论研究”，我们邀请了在教材编写和理论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结合自己所编教材，从理论上探讨教材编写方面的问题。此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两位年轻学者发表他们在教材编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期望，这些成果能够推动教材编写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下文首先对本次专栏的进行简单总结和评论，然后从学科意识的角度探讨教材编写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出本次专栏中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方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教材编写研究的新进展 　　刘弘、蒋内利（2015）将教材研究论文分为六类：教材微观研究，具体教材研究，教材编写理论研究，教材与课程关系研究，教材评估研究，其他。按照这一分类，本专栏中，王若江②、吴中伟、卢福波、刘立新、徐婷婷几位学者的论文，属于具体教材研究。姜丽萍的研究涉及了较多教材，但对《体验汉语基础教程》及其德语修订版《你行》的介绍显然更为主要。白乐桑探讨的是汉语教学中的本体认识论问题，周小兵、张鹏专门考察教材选词问题，朱勇、张舒则集中讨论教材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从总体上看，本专栏的集中展示了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教材编写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教材编写研究方面日渐多样化的研究趋势。 　　教材修订研究 　　一般来说，有机会修订的，都是基础较好、经过实践检验、受到用户欢迎的优秀教材。因此，在教材编写研究中，修订教材及其修订原则值得特别关注。王若江分析了面向海外中学生编写的《跟我学汉语》第二版所呈现出来的改变。王若江指出，修订教材的调整是潜移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也蕴含在其中，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创新”。她同时认为，汉语知识和技能是汉语教材的基础，因此把这方面的修订称为“固本”。不过，王若江文中讲到的“固本”其实包含了很多改变和“掘新”，实际上也就是创新。单单用“固本”来介绍这些改变，有可能低估这些改变的创新价值。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发现，《跟我学汉语》修订版的创新程度非常之高。“将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的Sc原则融入教材”可以视为编写理念的改变;对任务的更改，新HSk模拟试题和同步阅读教材的增加，可以视为训练方法和内容的改变;语音教学的加强，汉字教学的更加条理化，以及语法教学的适当充实，可以视为学习内容的改变。总之，修订版在内容、理念和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跟我学汉语》在汉语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改变，目的是为了使之更加系统化。我们注意到，吴中伟指出，“语言文字知识的系统性对于成人学习者的意义大大高于少儿学习者”。因此，我们认为，在青少年汉语教材编写中，如何处理汉语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问题也是需要加以探讨的话题。 　　教材编写目的探讨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或者教材编写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不过，对汉语交际能力的具体表述尚存在一定的差距。王若江采用的是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中的Sc原则，卢福波称之为“汉语实际应用能力”，徐婷婷则认为应该称为“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徐婷婷认为，汉语逐渐成为国际语言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摆脱以母语者的语言规范作为学习标准的习惯做法，必须从汉语作为跨文化交际工具的角度出发，将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视作教学目的。徐认为，目前的视听说教材仍然停留在傳播中国文化的思路上，这样的做法难以培养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徐文以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第三空间理论为依据，在拓宽汉语视听说教学选材范围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徐婷婷选择的是一档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的大型谈话类综艺节目《世界青年说》，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场景，以汉语为媒介进行的交际活动也展现出不少独特的模式，比如说话者更加平等和开放的态度，以及在此过程中构建的跨文化交际者这一身份。这些都是以单一中国文化场景为基础的视听说教材所无法体现、但对培养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内容。 　　徐文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势。将汉语视为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工具，而不只是汉语母语者之间使用的交际工具，这是对“汉语是什么”或者说“汉语教学教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全新阐释。这样的改变会给汉语教材编写甚至汉语教学本身带来哪些重要的改变，在目前的阶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