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干春松：“中国式自由主义”是未来政治走向.doc

李泽厚 干春松：“中国式自由主义”是未来政治走向 【摘要】中国自近代以来有三派：激进派，以谭嗣同为代表；保守派，以张之洞为代表；自由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从康有为注《礼运》开始成为一个传统的。从其发展路径看，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相比有着三个不同的特点，即历史性、理想性、情感性。西方自由主义注重启蒙理性，中国式自由主义更重视情感性。在此意义上，“情本体”将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新开端，中国思想框架将呈现出由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互相交织的面貌，具有三个特点的中国式自由主义将是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需要的是社会理想，而不是理想社会；需要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情感主义。中国必须经受现代性的洗礼，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在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应该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将会成为影响全人类的重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李泽厚（1930-），男，湖南省长沙市人；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1992年起，长期定居国外；1998年，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代表作有《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哲学纲要》等。 干春松（1965-），男，浙江省绍兴市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制度儒学》、《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等。 自由是最重要的一种妥协 干春松：李老师，我在《从康有为到李泽厚》的文章中提到，您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对康有为一直持续地关注，写过数篇关于康有为（1858-1927）的文章。您将康有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这个论断很有趣。因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曾经被革命史的叙述而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既表现为用进步和落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标签来区别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潮；也表现为以革命成功为终极标准来判定以前各种类型的思想探索的高下。所以，尽管在晚清时期，康有为也曾被张之洞（1837-1909）批为自由主义，但很多学者仍然不赞同将康有为视为自由主义者。您怎么看？ 李泽厚：我是讲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因此不能严格地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框子来定义它合不合适，哪一点不行就排除在外。况且，西方自由主义本身的派别多，里面的分歧甚至冲突也很多。所以，不能拿某一种西方自由主义来作框框，只能是从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这个自由主义思潮。我认为，从晚清起有三派，即谭嗣同（1865-1898）、张之洞、康有为，一直延续至今。我这里想引用张之洞一段大家很少提到的话：“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文体大乖”从而必须“戒袭”，“以存国文、端士气”。近来被学人高捧的中体西用代表张之洞，作为保守派应该很合适。谭嗣同“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当然可以称为激进派，但在1949年后，学术界都把谭嗣同视为改良派，那他就不是激进主义的源头了，孙中山（1866-1925）成为激进主义的源头。这其实是不对的。谭嗣同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都是开了头的。所以，你到谭嗣同故居门口能看到 梁启超（1873-1929）写的四个大字：“民国先觉”。他确实是先知先觉。这样的一个划分其实老早就有，但是没有被承认，也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看到你那篇文章，我比较高兴，开始有人注意康有为了。 你的文章中提到自由与妥协的关系。其实，“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伯恩斯坦（E.Bernstein，1850-1932）讲，修正主义就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就是向自由主义靠拢，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不强调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后来与自由主义合流，是有道理的。而康有为为什么到死都不让《大同书》发表？他始终要搞改良式的妥协。 干春松：对。他强调“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要用“三世说”的框架，把激进的步子给压下来。 李泽厚：对，是这样的。康有为为什么秘而不宣《大同书》？他认为一旦《大同书》公之于世的话，会酿成天下大乱。所以，他要讲“三世”，决不能超越。他把自由主义与儒家理论结合了起来。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