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主编式全知视角”.docVIP

昆德拉的“主编式全知视角” 　　昆德拉的“主编式全知视角” 　　2020年2月21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吉娜·弗兰基洛评论米兰·昆德拉的，题为《在其宏伟中有奇异的相等：论米兰·昆德拉与手法》。 　　弗兰基洛提请我们特别注意昆德拉小说中经常出现、但却迄今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叙事视角：“主编式全知视角”，在他看来，纵观昆德拉的整个小说创作，从《好笑的爱》到《不朽》，对于此一“主编式全知视角”之变异形态、演进形式以及矛盾冲突的反复实验，都是昆德拉的自觉追求。 　　在《好笑的爱》里所收录的《搭车游戏》中，昆德拉即开始展示这种视角，它既是全知的，又似乎是不动声色、冷静客观的。在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哲学观点似乎得到了空前深入和精确的发展，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些人物依然还只是一些“类型”，是作者思想的喉舌。从一开始，昆德拉最为关心的，就是即使在面对“自由”时，我们是如何置自身与他人于陷阱之中的;尽管充满了哲学意味，但昆德拉的小说读起来却更像是心理象棋大师赛，而非理论或哲学。而到了《笑忘书》，这一视角又开始从貌似冷静客观，向某种更为明确的主观性叙事转变，比如，在《天使们》这一篇中，他将自己的第一人称自传性经验，与他笔下虚构人物的经验混杂在一起，而這些人物有的住在可悲的“真实”世界之中，有的则困在梦魇般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就此而言，虽然仍然是在用第三人称，但作为作者的昆德拉却把自己也置入文本之中，他就像一个精明而又固执的导游，不仅为我们分析他笔下的角色，而且还告知我们该如何阅读他的小说。而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则进一步以亲密的第一人称视角告诉读者，他是如何碰巧创造出了笔下人物的：他在小说里写道：“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这也诱使读者进一步去怀疑，所谓第三人称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说一切写作不过都是第一人称？最后，在《不朽》里，昆德拉将平行叙事的技巧再推进一步，他一面讲着自己的故事，一面讲着笔下人物阿涅丝的故事，越到最后，两人的故事就越是重合，也因此，叙事者就既是作者，又是小说人物;在这里，作为人物的昆德拉进入了小说世界，这又使得第三人称叙事成为不可能. 　　如今的作家和读者们，能从昆德拉的叙事演进中学到什么呢？弗兰基洛认为，昆德拉一直无惧于展示自身的“主编式”主观性，不管你如何理解他的主观;他也无惧于给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是针对古典音乐作曲家，还是身心分离的二元对立;他最终抛弃了自己以前的所谓客观和权威，转而同他笔下的虚构人物一样荒诞、挣扎、犯错。而即使是到了今天，昆德拉小说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可能依然还是新颖和摩登的。 　　（韩晓露）《1984》出版50周年 　　2020年2月号的《社会主义评论》网站上，刊载了约翰·纽辛格针对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的书评，题为《1984及其他》。 　　2019年是《1984》出版五十周年的日子，但时至今日，围绕该书的争论却从未停止——《1984》出版于1949年，其时作者已经病入膏肓，并于1950年1月离世，享年四十六岁。而他英年早逝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本小说在英国和美国都被右派劫持，并被变成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武器，以捍卫英美的帝国主义利益，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左派。如今，《1984》又再度成为畅销书，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都觉得该书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追根溯源，从奥威尔自己的角度来说，该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纽辛格介绍说，自1930年以来，奥威尔本人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他认为应该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而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所创造的阶级体制也应该被推翻，直至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以“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转变的发生，又将有赖于工人阶级。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并目睹了工人阶级在巴塞罗那的革命，他希望此类革命也会席卷英国和全球，并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但是另一方面，奥威尔又对斯大林主义痛心疾首——小说《动物农场》的写作初衷，就正在于此：这部小说想要告诉人们的是，革命当然有着绝对的正当性，但革命成功之后的“民主”与“平等”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将沦为王朝的轮回。换汤不换药。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动物农场》理解为反革命，理由很简单，在与友朋的通信中，奥威尔明确表达过革命有遭到背叛的危险：“我想说的是，只有自己争取，才会有革命。” 　　奥威尔曾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传单和书籍，以弄清苏联阶级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见闻和经验又告诉他，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互相倾轧，又往往会造成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熟悉，或者不愿意正视奥威尔的信仰和他对于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参与甚至流血牺牲，那么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奥威尔试图借助《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