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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中的礼 简述礼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从中国古代礼的观念等基本概念出发，讨论中国古代法制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目前，国内有许多法学研究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研究，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客观性而且还说明了文化现象的隐蔽性。对于中国古代法制文化中这一特殊的文化特色，本文试讨论这一问题的本源，并主要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的视角进行论述。 一、中国古代“礼”的观念 众所周知，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国古代法律是“礼与法相结合”的法律。科学的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法律制度起源于夏商时期,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国家专政工具之一。经过奴隶社会,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到封建社会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要求变革经济、政治的同时,也提出了变革法律———公布成文法的要求。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法律的垄断,结束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摧毁了奴隶主贵族独占刑狱的政治特权,为以后秦、汉开始的封建立法及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法律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法往往又是各家学派争论的问题之一。其中对封建法律制度影响比较大的要数儒家学 派和法家学派。到了汉朝,由于国家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更是倍加受到推崇,而最终成了指导政治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典则。这些古代社会的法制特点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的方针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有现实的意义。以下是中国古代几个有代表性的流派关于“礼”的主要观点。 （一）孔子的思想和礼制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孔子思想的核心通常有三种看法：仁，礼，仁与礼。孔子说：“爱人。”很多学者指出，仁爱不是无差别的爱，而是所谓爱有差等。但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仁的原则在于博爱。颜渊也曾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解释同样颇具争议，但至少指示了礼的重要性。 1. 孔子的主张—复礼 《论语》中谈到“礼”达七十四次，主要是赞美和弘扬周公所奠定的周礼。孔子认为礼作为规范社会结构和人们行 为的基本制度在很久以前就存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礼治是永恒的。孔子也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又说：“好直不好学，起蔽也绞”（《论语〃阳货》），这都是说学“礼”的重要性。 “复礼”运用到家庭关系当中，就是要维护西周“亲亲”的宗法制度。孔子认为，周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尊尊与亲亲。尊尊即尊贵，是维护等级制的原则，它要求百姓服从贵族特权。孔子礼思想的实质,其实就是依据嫡庶、亲疏、长幼等关系，确定贵贱、上下大小等的等级区别，以形成各种名分，然后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然后以其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的人都得按照礼治规定，贵贱有等，等差有序，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要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即辨贵贱、明亲疏、别父子、识远近、知上下、使之长幼有序，做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礼记〃大传》) 2. 正名 为了维护周礼的尊严，为了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礼治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定各人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就是使名实相符，所以说“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而所谓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的惩罚。如果礼治制度遭到破坏，“名不正”，就会使“礼乐不兴”，“刑罚不中”，造成“民无所措手足”。在当时的社会大转变中，“礼崩乐坏”，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他认为，必须是有棱的酒杯，才可以叫做觚，如果没有棱，就不是觚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正是周礼遭到破坏的真实写照。正名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按照礼的要求恢复君、臣、父、子的秩序。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谨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也就是“齐之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