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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顶尖法学院的强项 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本原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 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 基于教育部法学一级学科评估的最新排名， 更多的地方法学院已跻身前列。 法学教育资源过 于集中在少数地方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未来法学院的竞争将更多地体现在比较优势， 而非全面 优势。这一切的发生， 与各地法学院办学资金的体制外多元筹措、 法学列为所在学校优先学科的 跨越式发展、杰出法学人才的流动等，都显得紧密相关。 然而， 具有深厚积淀的人大、 法大及北大等老牌法学院依然稳居前三甲， 甚至迅速飘红的清 华法学院也如此独树一帜。 毋庸置疑， 新兴的精英法学院在思考如何形成比较优势的同时， 绝不 应漠视法学重镇可圈可点的发展足迹。 于是， 究竟向顶尖法学院学习什么， 便成为一个非常值得 关注的问题。 作为法学龙头老大的人大与法大， 至今仍可堪称中国法学体制内发展的标杆， 共同点在于基 础法学与应用法学并重， 且均以国家重点学科和基地建设带动整体的协调发展。 但是，细察之下， 两校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 应该肯定， 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 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 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 欠缺，明显的例证是， 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 深谙涉外事务的多 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有鉴于此， 享誉“法学家摇篮”之称的人大 法学院， 在增加和支撑大学本身之声誉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依靠大学声誉这种无形资产。 在国际人 才培养上， 则充分利用学校平台与六十多个国家近百所著名大学建立起交流合作的大格局， 在激 励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高频度出访的同时， 更是每年“成建制”地派遣学生分散前往不同语种的 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换学习， 培育出相当数量的涉外法律专才。 当然， 盛名背后的人大法学院所承 载的远远不止于此，比如，其在科研上的倾向性投入，特别是“不封顶”图书资料投资，使其拥 有着全国藏书最丰富的法学专业图书馆及全国高校最大的案例集成数据库。 也许正是这些相关元 素的集合与凝炼，共同树立起了一座位于国内法学教育顶尖的界碑。 如果说人大的经验难以完全复制， 法大则是另辟蹊径， 结合政法院校的整体师资优势， 在确 保学术空间的前提下， 针对法学教育异化所面临的信誉危机， 逐步转向颇具特色的诊所教育、 事 务所教育等法律实践教学模式。作为发展重点的法律实践教育，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教育， 意在培育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与伦理； 改进或刷新各类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手法， 着力加强实务基础 科目群和法律发展前沿科目群的设置， 形成“专业槽”而区别于那些通识化的专业； 更多依赖于 政法院校“门类齐全”的专业素质教育， 形成深厚的学识与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以超越纯粹技术 性的法律工匠。 那么， 以学术自由闻世的北大法学院， 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举其荦荦大端， 关键在于保持 学术的自主性及引领学术的方向， 在此之上， 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兴趣， 并有意识地促进学 科间的交融与支持。 譬如， 身处为争取资源而将科研数量作为规定动作的大环境， 北大法学院一 以贯之地坚守高质量的成果产出及学术的实质性评价， 强调学术成果的精研独到、 细致透彻， 而 不是转承文史模式的“述而不作”和“微言大义”， 抑或单纯地“解放思想”及迎合主流。 过去 1 六年里， 北大法学院平均每位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仅一篇左右， 却并未动摇其强大的学术 影响力，便是最好的脚注。 此外， 作为综合性大学新建法学院样板的“清华法学现象”一枝独秀， 颇令人称道。 依赖于 “特区政策”的超常规发展， 这是清华办法学的特色所在。 以国际化办学为例， 长期以来的中外 法律交流始终以中国法律人到发达国家学习为主， 交流一直是单向的， 而清华法学院变单向为双 向互动， 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成规模的外国留学生中国法硕士课程项目。 不仅开辟绿色通道以申请 方式招收来自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全自费学生（其中不乏已是哈佛等名校的法律博士） ，而 且开设的课程也不是短训式的研讨， 而是等同于英美国家攻读法律硕士所需的一年时间系统学习 中国法， 授予获得承认的中国法律硕士学位。 正是这种颇具特色的国际化办学， 反过来促使了清 华法学院主动思索和改进中国传统法学教育方法， 从而极大拉升了全院的教学水平。 该项目已走 过三载，不仅学生数量翻番，而且生源的地域性也不断拓宽。 上述的“麻雀解剖”， 最为重要的是揭示了隐藏于顶尖法学院发展背后的“软实力”， 相对 于所谓的“评价显性指标”，或许这些也是攀登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