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院判解对女性离婚理由的扩展-婚姻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docxVIP

大理院判解对女性离婚理由的扩展-婚姻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传统的离婚制度主要是以丈夫专擅离婚的七出制度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妇女并无真正的离婚权。妻子完全是一个任丈夫或夫家处置的客体，无丝毫人格可言。法律虽然也规定妻子在丈夫逃亡三年、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妻妾及抑勒或纵容妻妾与人通 的情况下，可以提起离婚，但传统礼俗对妇女再嫁存在偏见，所以官方所赋予已婚妇女的离婚权利很少为妇女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们即使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嫁卖等，多数妇女表现出对丈夫安排的屈从 。即使有 ，也多借助于民间手段来解决，妇女社会地位之低在这些方面充分显现出来。 　　 初年适用的民事基本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仍然是传统法律的延续，但社会已非传统社会的简单延续。由于西方价值观及女性运动的影响，婚姻中的两性平等观念在萌发并不断扩展。如此，作为当时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大理院，就必然得在裁判活动中协调法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达致二者的平衡。笔者拟从女性离婚权角度对此进行全面的考察。 　　一、大理院判解对女性离婚理由的扩展 　　按照民初《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相关规定，女性可以提请离婚的理由主要有: 典雇妻妾、抑勒或纵容妻妾与人通 、夫逃亡三年不还、夫殴妻至折伤以上等。这些规定与当时正在勃兴的夫妻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为了使妻子在离婚时处于与丈夫更平等的地位，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理由作了无一例外的扩大解释，典型情形如下: 　　(一) 受夫不堪 之虐待者，妻得请求离婚。在传统法律中，丈夫殴打妻子只有达到折伤以上的程度时，妻子才被允许提出离婚。明清律斗殴门(妻妾殴夫条) 规定: 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 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 ，现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 不愿离异者从这一规定可见，明清两代，夫殴妻至折伤以上虽可构成妻请求离婚的原因，但也并非妻单方请求离异的理由，因为夫仍然有选择离与不离的权利。这无异于法律赋予了丈夫殴打妻子、侵犯妻子人身的合法权利，而妇女只能被动接受来自丈夫及夫家的虐待，而无去天之理。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从清律之规定，仍然完全保留了男女离婚权利的这种不平等性。但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规定: 夫妇之一造经彼造常加虐待至不堪 之程度者许其离异(五年上字第 1457 号判例) 。与传统法律夫殴妻，非折伤勿论的规定相比，大理院所提出的不堪 之虐待这一离婚理由，极大地扩展了解释空间，也更有利于妻子的离婚请求。关于此点，笔者在后文专门分析，在此不赘。 　　(二) 受夫重大侮辱者，妻可据此请求离婚。在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下，妻子没有 人格，不可能因为受到丈夫的侮辱而离婚。但是，民初大理院通过判解，将重大侮辱这一法律概念导入司法实践，明确夫妇之一造，因受他造重大侮辱而提起离婚之诉者，一经查明实有重大侮辱之情形，自应准其离异(五年上字第 1073 号判例) 。关于什么是重大侮辱，大理院的解释是: 所谓重大侮辱，当然不包括轻微口角及无关重要之詈责而言。惟如果夫言语行动足以使其妻丧失社会上之人格者，其所受侮辱之程度至不能忍受者，自当以受重大侮辱论: 如对人诬称其妻与人私通，而其妻本为良家妇女者，即其适例。(五年上字第 717 号判例)基于这样的理由， 14 年上字第 44 号判例中，张陈氏因夫诬陷其通 ，诉请与其夫张金生离婚，就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大理院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宣示: 查夫妇一造受他造重大之侮辱者，得以请求离异。如夫之于妻有诬 告官之事实，即属行同义绝，应认为有重大之侮辱。此在本院迭经著为先例。 　　(三) 男子通 ，女方可请求离婚。传统法律以男权为中心，重在保护男性的利益，所以，法律上明确规定妻犯 夫得请求离异，而夫犯 则妻不能提起离婚之诉。其理由是妻与人通 既对夫的名誉有害，且有混乱血统之虞。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关于通 离婚仍然沿袭了清律之旧有规定，而且在 初年的司法判解中，一直得到严格遵守，明确男子犯 盗依律虽为解除婚约之原因，惟律文既明载未成婚字样，则已成婚者自不能拒此请求离异(八年上字第 753 号判例)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十五年才有了突破。 十五年上字第 1484 号判例中，生李氏因丈夫生贤华通 被处刑，请求与之离婚，得到了大理院的支持而胜诉。在判决理由中，大理院认为: 夫犯 通常固不可与妻犯 并论而迳许离异，但若已因犯 处刑则情形又有不同，为保护妻之人格与名誉计，自应援用现行律未婚男犯 听女别嫁之规定，许其离异。 　　这一判解打破了双重性道德标准的法律传统，虽然判解还以偏护男性为特点，但与原来女性根本没有以夫犯 提起离婚的情形相比不能不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