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跨国婚姻;择偶途径;中缅边境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6-0049-06 一、族群社会关系的地域特征：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基础 择偶途径，即两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进而结为配偶。关于择偶，国外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主要有个人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个体主义理论有父母偶像理论、互补需求理论等;社会理论有“价值理论、角色理论、序列或发展理论和交换理论等。”[1]（P.18-19）前者倾向于突出或放大单一因素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P.100）社会理论多选择影响择偶或婚姻的多种相关因素来解释。择偶虽体现个体间交往，但这样的交往并不是处于“真空”之中，个人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缺陷在于掩盖了区域与族群相结合后的社会共同体特征。 关于中国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有学者把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缔结模式分为四种：共诺婚（即自由恋爱结婚）、中介婚、包办婚、买卖婚。[3]（P.112）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受到地域和群体交往条件的限制，受个人与家庭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择偶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准备过程，反之可认为受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是在自己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择偶，不同的关系网络类型会形成不同的择偶途径。在传统的择偶途径中，主要依靠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4]（P.27），其包括乡土社会中的亲缘、地缘关系。与城市中如互联网、婚介所等择偶媒介不同，中缅边境农村中择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自然产生于族群社会共同体的，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基于上述预设，笔者选择中缅边境云南陇川县的龙安村（景颇族与汉族聚居）、弄贤村（傈僳族聚居）、拉相村（傣族聚居）和广山村（景颇族聚居）为调查点，四个村共有812户，其中跨国婚姻有119户。通过抽样问卷调查，对中缅跨国婚姻择偶方式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论证，具体如表1所示： 据上表，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方式以“串（玩）认识”和“打工认识”最为突出，虽然都属于自己认识，但两者有一定的差别。打工多数是一段时间内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而“串”（玩）多为某一方到另一方的村寨短暂停留（包括到亲戚家玩和纯粹的游玩）。这两种方式充分印证了村民认知中跨国婚姻多形成于“男女自由恋爱的结果”以及“边民交往越来越密切”的原因。其次，父母或亲属介绍的方式占有一定比例，通过邻里或村寨朋友介绍的方式所占比例最小。将个人置身于社会结构中考虑，上述择偶方式尽管不能完全划定为某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类型，但可大体进行归类。父母或亲属介绍强调的是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串（玩）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强烈的地缘关系，即田野点的村民居住于中缅国界附近，日常交往非常频繁。“打工认识”被学者归类为业缘关系的择偶途径，但在田野点中也表现出了地缘关系，以中缅边民在边境地区的跨国务工和经商现象为缘由。 二、亲缘关系网络：中缅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的传统延续 “亲缘关系是一种先赋性的关系，既涵盖了父系继嗣形成的血缘亲属，也容纳了由婚配构成的姻亲群体，亲缘关系更具长期性和稳定性，它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容易使人产生信任和亲密度，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5]（P.27）基于亲缘关系的特征，择偶中的“偶”资源可在一个区域中亲缘网络内共享。对于中缅跨国婚姻是否是通过亲缘关系的择偶，推论的依据主要为介绍人和择偶双方及其家庭的关系，以及择偶双方认识的地点，若在串亲戚过程中两人主动相中也归为因亲缘关系网络而进行的择偶。在田野点中，中缅跨国婚姻以亲缘关系进行择偶并缔结而成的情况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由缅甸媳妇介绍，介绍的是与之有亲属关系的缅甸亲戚;第二种，居住在缅甸或中国的亲戚介绍。 （一）缅甸媳妇的“中介效应” 在村寨中，缅甸籍配偶作为介绍人体现了姻亲关系的择偶途径。广山村共有14户中缅跨国婚姻，其中1位缅甸媳妇介绍过与之有亲属关系的6位缅甸姑娘嫁来中国。关于“您有亲戚或姐妹在中国结婚吗”和“您介绍过您的亲戚、朋友或姐妹嫁到中国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位调查对象中，46人有亲戚或姐妹在中国结婚，7位缅甸媳妇介绍过自己的亲戚、朋友或姐妹嫁入中国。各个田野点对比来看，广山村的缅甸媳妇介绍自己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