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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斋诗变及其文化成因浅析
摘 要:诚斋诗变,上承北宋诗风和江西诗论,下启明清“性灵”先声,是南宋乃至整个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具有别具一格的诗学审美特征和突出卓绝的诗歌史地位。诚斋诗变的形成,除个人微观原因外,更有赵宋一代三教兼蓄,理心交融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宏观文化原因。
关键词:诚斋诗变;文化成因
通变思想是古代诗歌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刘勰《文心雕龙》提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1]意思是说:文学创作规律是运转不停的,每天要创新它的成就。善于变化才能够持久,善于会通才能不致贫乏。在赵宋时期,杨万里就是一个通变求久的典型。其一生转益多师,承前自新,创“诚斋体”,在赵宋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树立了一个通变革新,自成一家的标杆,可将其诗歌通变称之为“诚斋诗变”。试举杨万里的两首诗并对比分析其中的诗变特征如下:
其一:和萧判官东夫韵寄之
湘江晓月照离裾,目送车尘至日晡。
归路新诗合千首,几时乘兴更三吾。
眼边俗物只添睡,别后故人何似癯。
尚策爬沙追历块,未甘直作水中凫。
其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第一首诗杨万里留存于世的早期少数诗作之一。“裾”、“晡”、“癯”、“凫”等韵字都是“险韵”;“几时乘兴更三吾”中的“乘兴”典出《世说新语·任诞》中的王子猷雪夜访戴逵事“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何必见戴?”明显还留有江西诗“以文为诗”,追求“险韵”,喜用典故的痕迹。
第二首是诚斋诗变代表作之一,全诗全用白描,虚实相生,刚柔并济,构思新颖奇特,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杨万里诗歌创作在学习中逐步地跳出了前人窠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特征。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将之称为“诚斋体”,并作注解曰:“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2]将其置于整个诗歌史上与“陶体”、“太白体”、“元白体”、“东坡体”、“山谷体”、“王荆公体”等同列一起,以彰显诚斋诗变在宋代以至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影响。进一步结合前面两首例诗,可将诚斋诗变的审美特征和影响具体归列成以下五个方面。
一、内容题材取向以宇宙自然,生活场景为主,突破了宋代“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诗斋诗变之前,除苏轼主张“随形赋物”之外,宋诗基本上是一种书本学问,宋末刘克庄对此评述曰:“迨本朝则文人多而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偶韵者尔,非诗也。”[3]诚斋诗则突破了这种“尚理致”“负才力”“逞辨博”的损害诗歌审美特质的苑囿,跳出书本学问,转向“物色”、“风光”、“花月”、“山川”、“风月”等“造化精神”式的自然宇宙和日常生活。不仅摆脱离了宋诗普遍的理学认知和心理篱范,更是将山水田园诗创作推向了自孟浩然、王维之后的另一个高峰。正如孙望、常国武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中评说的一样:“‘诚斋体’最基本的创作精神是回归自然……作者不仅善于描写物色姿态,而且善于抉发山水的灵性,为山水写心,展现出自然万物生动活泼的面貌和生命感,并在其中融贯诗人主体的心智性灵,思多奇妙,语多转折,亲切、乐观、轻松、诙谐、不避浅俗,绕有别趣,具有不同于陶、谢、王、孟等人山水之作的独特艺术风貌。”[4]
二、艺术风格上讲究“自成文”、“活法诗”,追求诗味,突破了宋诗尤其是江西诗“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审美定势,从传统的理性为诗、美刺诗教转而更加注重诗歌本身的审美规律和艺术独立,注重诗歌的本体地位及审美愉悦,认为“诗已尽而味方永, 乃善之善也”。[5]为此,诚斋诗擅用巧妙的夸张、新奇的比喻、以及艺术的无理之理来创造诗歌的谐趣,如《暮行田间》:“水满平田无处无,一张雪纸眼中铺。新秧乱插成井字,却道山农不解书。”平白落笔,新奇无比,缘情而咏,适性而歌,展现了诗歌本身的闲适纯美意趣。实现了杨万里自已追求的“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6]式的跨越变化。
三、诗歌理论上革江西流弊,下启明清“性灵”先声。上革江西流弊,前已有述。下启明清诗“性灵”方面,郭绍虞先生有过明确论断:“近人言性灵说者, 每以杨万里、袁宏道、袁枚三人为言, 这三人诚足为性灵说的代表。”[7]肯定了杨万里发明清“性灵说”的先声。明“性灵”派先驱之一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取材山水,语言清新灵动,幽默风趣,颇受诚斋诗影响。至于“性灵”三大家之一袁枚则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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