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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研究 　　关键词: 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原因/对策 　　内容提要: 近些年来，中国城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数量及其占未成年人犯罪百分比全部出现了显著上升。外来人口第二代特殊成长背景和经历使得其犯罪和通常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因方面现有相同，又有不一样。外来人口第二代自我认同心理困境、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遭遇歧视等，制度缺点是其根源所在。预防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最关键是制度改革和相关社会政策完善。 　　伴伴随城市化进程涌现大量城市流感人口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产生了流感人口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现在相关流感人口犯罪研究大多是聚焦于对流感人口第一代违法犯罪进行分析探讨。有研究表明，流感人口家庭化是多年来人口流动一个突出特点，约1/4流感人口是举家迁移。 [1]于是，在这人口流动和迁移浪潮中就出现了一个数量可观群体，也即本文所关注对象——外来人口第二代。迁移改变了外来人口新生代生活环境，提供了更多学习和发展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迷惑和问题，作为其中最极端现象之一，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逐步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 　　在讨论之前，有必需先对本文关键概念作一界定。本文所说外来人口第二代(社会学上称之为二代移民)是指城市中外来打工人员未成年儿女，具体包含两类：一类是本人出生在农村，在未成年时跟随打工父母进入城市生活;另一类是父母进入城市打工，本人出生在城市并在城市生活。需要说明是，其一，国外犯罪学研究中所谓“二代移民”通常是指父母出生于别国家，而本人出生在迁入国人。至于本人出生以后才跟随父母迁移到迁入国，则被归为第一代移民。 [2] [3] [4]可见，出生地或国籍被作为一个关键划分标准，其所谓“移民”在含义上和本文有所不一样。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没有使用“二代移民”概念。其二，“外来人口第二代”这一概念从外延上来说，实际上并不仅限于未成年人，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以青少年这十二个月纪段较为多见，所以，本文着重关注是“外来人口第二代”中未成年人群体(在部分论著中，也称之为“流动儿童”或“流动少年”)。 　　一、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现实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大城市外来人口数量逐年递增。依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1.02亿流感人口，其中14岁以下学龄儿童约万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研究中心测算结果表明，1997年北京市流动儿童“二代移民”规模仅15.5万人，到达成了50.4万人，增加了2.25倍，而且占现有成年流感人口近21.2%成年未婚人口将可能造成流动儿童深入增加。 [3]广东省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全省共有流动家庭儿童216.40万人，其中，深圳有42.62万人，东莞39.1万人，广州35.46万人，珠海24.6万人，中山13.77万人，佛山26万人。 [6] 　　和此同时，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现象也逐步突出。如，12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布一组统计数字显示，起诉部门受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外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171人，占总人数75%，比上年68%百分比又有所上升。 [7]据统计，上海市到在押未成年犯中，外省市户籍所占百分比由38.2%上升至68.49%。上海市和外省市未成年犯人数之比大约在6∶4，这个百分比连续到，不过从开始，这个百分比开始倒置，即4∶6，这一百分比则达成3∶7，即7个外省籍未成年犯比3个上海籍未成年犯。在短短5年里，在押未成年犯户籍结构出现了显著倒置。 [8]据深圳市公安部门统计，以来，深圳市抓获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均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量98.4%。 [9]如此普遍存在现象和这么高百分比，不能不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 　　二、影响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关键原因剖析 　　和以往外来人口犯罪相比，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含有一定特殊性。传统意义上外来人口犯罪(即第一代城市移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成年后(或靠近成年时)自己或跟随亲友来到城市打工谋生，属于“外来型”犯罪;而外来人口第二代中有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有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所以，其犯罪属于“当地型”犯罪。 [10]同时，外来人口第二代特殊成长背景和经历使得其犯罪和通常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因方面现有相同，又有不一样。 　　(一)特殊成长背景造成心理困境 　　流动对儿童心剪发展及其相关原因有一定影响。流动直接带来是具体环境改变，而环境改变又深入影响儿童心剪发展。 [11]和父辈不一样是，外来人口第二代中有虽生在农村，但幼时便跟随父母进城生活，有则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她们社会化过程全部是在城市中进行。不过，她们身上却带着父辈“出身”痕迹。假如说外来人口第一代所面临关键是城市适应问题，那么，困扰外来人口第二代更多则是“寻求自我”迷惑。比如，有研究者对长沙市21中、43中初中组、小学组共100名城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