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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或构想:“琉璃堂雅集”的真相
谷卿
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即使没有兰亭那样卓著的声名,“琉璃堂”或许也能算作一个重要的“文化标识”。唐代以来,“琉璃堂”成为许多学诗者至为景仰之所,而不断复述且继续生成的有关“琉璃堂”和“琉璃堂人物”的知识与文本,也令这一话题具备持久的影响力。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不少绘画以“琉璃堂”作为它们的表现题材。今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幅绢本小画,被认为是描绘了“琉璃堂雅集”的景况:四位戴着幞头的士人正在商略诗文,一株道曲苍茂的古松,将画面分剖成两个部分,身体前倾撑靠在松干上的白袍士人,注视着画面最右方的文友,后者握管支颐,目光与白袍士人对接,倚石凝想,左手所持薄绢,应是即将要记下诗文之媒材。画家为了调剂画面的紧张感,特意在这位文士身前画出层层叠叠的青石,石前一位散发的小童,正在俯身研墨。画面的左方,是另外两位坐在平坦如床的青石之上的文士,一人左手持一手卷,卷上已然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楷,其人反首回顾,望向画面的左上角,另一人则侧坐其右,着紫色袍服,束红色腰带,同持卷轴一端,神情沉着静邃,似在品议推敲。画中四位主要人物,情态各异,呈现给观者的角度也不一样,但很明显都沉浸在文学构思之中,这一瞬间他们的“节奏”是协同的,也正展现了雅集的主题和内容——诗文创作及其过程的意趣。
《文苑图》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名迹,从画上留存的印鉴与题记来看,曾经南唐后主(“集贤院御书印”)、北宋徽宗(“宣和”“政和”等印)、元人王蒙(“王叔明氏”印)、明人郭衢阶(“郭氏亨父”“永存珍秘”等印)等递藏,清代复入内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之中,乾隆时将手卷改装成册,钤用鉴藏印甚多。一直以来,美术史的叙述者大都认为这幅画为传述“琉璃堂雅集”的画作,之所以作这样的认定,是因为另一幅画卷的存在:今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琉璃堂人物图》。两相比照,可以看出两件画作表现的是同一主题,《文苑图》或因裁截的缘故,只剩下后半段五个人物,《琉璃堂人物图》则不光有后半段与前画内容一致的部分,尚有包含六人于堂中会聚画面的前半部分,似是有关“雅集”的完整呈现。
与《文苑图》相比,《琉璃堂人物图》似乎更符合“堂中雅集”的命意。画中厅堂之内,大案之侧,三位文士与一位僧人两两相对坐定。着深色衣者显然是聚会和画面的中心人物,他神采飞扬,右手垂支,左手指点,以助谈兴:其身旁着浅色衣者凝神远视,若有所思,应是静听前者言说;
二人对面的红衣文士,正阅读手中书卷,似就言谈者所说参详印证:僧人坐具甚高,与三位文士所坐石凳不同,他盘腿其上,结跏趺坐,身披袈裟,右手伸出,指结印诀,目光则与讲谈者对接,有所交流。除此四位主要人物之外,尚有侍者二人伺立其后。至于后半部分的内容,乃与《文苑图》并无二致,故而,这件既有“堂中雅集”又有“院中文会”的画卷内容,更像是“琉璃堂雅集”的全貌。
《文苑图》上有徽宗款题署,云是唐人韩滉所作,但这一说法难以得到确证,它被认为太过缺乏唐画气息,应是出于五代周文矩的手笔。《琉璃堂人物图》真迹即传为周文矩所画,大都会的这件同题长卷本是近代诗人狄平子的藏品,虽然狄氏用题记反反复复地申说强调,这不仅毫无疑问是周文矩的真迹,更且可入“神品”,卷前徽宗题字“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神妙上品也”,也是“活泼灵妙,秀逸在骨”,但相信稍有书画功底和鉴赏经验的读者都难以认同作为画主的狄氏所言。与故宫藏本《文苑图》相较而言,《琉璃堂人物图》笔力孱弱,亦欠精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于五代时期的名家之手。
即使有关这卷《琉璃堂人物图》的事实并非狄平子宣称的那样,它仍然是一卷相当出色的古画,画卷末尾宋元间文人王易简的题跋亦非伪迹,另据元人萧(大+目+目+斗)《勤斋集》的记录,他当年见到的“周文矩校书图”,应当就是这卷画作(或它的同题复本):“图凡八人,皆唐衣冠。三僮子前,三人与胡僧对坐,朱衣者持梵夹读,僧屈指为数物状:衣绿者指左,黄衣者拱手,皆有谈说,似是为文事者。中二人偕立,童子磨墨,一则凭曲松而言,若口授其意:一则据石,左执卷,右秉笔而掌其颐,若思檗栝其意而将为书者。后二人坐石上,共执卷,一读而指其文,一仰而若有所思者。”
萧(大+目+目+斗)所述画面的情境与《琉璃堂人物图》内容无别,可见此作的确不能简单以凭空臆造的“赝鼎”视之,它应当是南宋或者更晚一些时候,画者根据《宣和畫谱》等文献的记载和《文苑图》(或其祖本)绘制的摹本。而所谓的“韩滉文苑图”,并未见诸《宣和画谱》,南宋时始有相关著录,或许它正是《宣和画谱》中提到的《琉璃堂人物图》,被割裂之后添加“文苑图”题名,又或本为周文矩重作的节本以及宋人的摹本。
也就是说,这两幅画的真相,有如下三种可能的情况存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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