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人素”奇观与历史真相的,精度,论王国锋的艺术实践.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乌托邦、“人素”奇观与历史真相的,精度,论王国锋的艺术实践 顾铮 20XX年 水平展开的国家意志与美学风格 王国锋（1967- ）于20XX年拍摄完成了《理想》系列。这部作品一出现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个系列作品以建造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的北京“十大建筑”为对象，呈现了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在建筑上的表现，也展示了新国家试图通过这样的建筑来塑造人民有关国家、民族的新观念、新价值与想象的努力。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兴建“国庆工程”。到1959年2月，最终确定在1959年10月1日国庆节前竣工的十个国庆工程为北京十大建筑。在首都建设这十大建筑，也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新兴国家的身份建立。同时，通过由这些建筑所体现出来的美学，宣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 这十大建筑的风格，有的是典型的苏联风格，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的则是中国民族风格，如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等，还有一些则是苏联风格加中国民族风格的拼贴。所有这些建筑，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处于特定时代的中国的国家意志、国家美学以及国际关系。 而王国锋，则将北京十大建筑的立面作为自己的凝视对象，试图通过对于它们的精准描写，来考察国家意志在美学与空间方面的表现。 从建筑立面看，这些大型建筑往往都呈水平方向展开，呈现了其空间上的巨大体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建筑所在地北京当时的城市空间状况。当时北京人口还不像今天这样多，无论是住宅还是公用建筑，都还有较多的空地可供使用。这些在水平方向铺陈开来的大型建筑，也成为了国家意志、意识形态、权力如何通过空间来体现的经典例子。 立面（Facade）是一个建筑术语，主要指的是一座建筑的正面。这个正面，因了建筑的使用功能与发包者的建筑美学的要求，以及发包者的政治经济地位等，需要设计师在设计（也是服务）中极力体现发包者的意志与美学，把立面设计为凝聚了意识形态、美学趣味及使用功能等多方面要求的一个平面空间。这个意义上的立面，既要符合实际的功能要求，也传达了某种特定的美学追求。发包者与设计者希望公众在与建筑物接触的第一时间，就明白其追求与想要传播的价值观与艺术理念。而立面也提供观众与之进行空间意义上的视线接触与身体进入的最初机会，因此需要以其丰富的细节与宏伟的整体结构来打动观众，进而达成对于建筑使用者与观众的心理影响。也因此，王国锋对于这十大建筑的立面的凝视与摄影描写，既达成了对于浓缩于立面的各种元素与要素的再现，也实现了从视觉上来观察、了解与考察国家美学的目的。 而当王国锋将他自己的个人形象，安放于体量庞大的建筑面前，以一种背向观众（有时偶有侧面而立）的姿势与观众取同一方向一起观看这些建筑时，因此所形成的人与建筑之间的强烈对比，进一步突现了权力意志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作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视觉提示。 也因此，通过《理想》系列，王国锋也为自拍摄影创作提供了新的案例。他的这些置人了个人 背影的画面，可以说是结合了摄影与行为艺术这两种艺术表现形态才得以完成。这样的艺术探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自拍行为艺术。王国锋的这些画面，也令我们想起已经去世的华人艺术家曾广智的工作。曾广智以身穿俗称“中山装”、戴墨镜的形象，站在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性建筑（如迪斯尼乐园、林肯纪念堂、自由女神像、卡那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等）面前或里面拍摄将他与这些建筑结合在一起的自拍像。如果说，曾广智以这种方式，将他所在时代的不同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加以一种富于戏剧性的视觉化的话，那么王国锋的实践，则是展示了一个来自于那个时代的“渺小”個人（以他身穿的人民服来加以确认）对于那个将他生产出来的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确认。他以此探讨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以一种看似对峙的对话形式。 空间政治学的视觉展现 在《理想》系列之后，王国锋的拍摄范围扩大到前苏联以及其卫星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家，完成了名为《乌托邦》的系列作品。通过拍摄集中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期里的、以宣扬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为目标的大型、超大型建筑的景观式图像，王国锋进一步探讨意识形态与权力意志如何在空间中展示与呈现的问题。 王国锋在已经处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前苏联与东欧所拍摄的这些建筑，主要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建造的大型建筑。这些建筑的风格，从根本上说可称为“斯大林样式”。所谓“斯大林样式”，其发生时间可从1933年他肃清了政治对手后全面掌握权力时算起，结束于他于1953年去世后以及之后一段时期。这些被冠之以“斯大林样式”的建筑具有某种共同的风格特点，那就是其细部装饰繁复绵密，各楼层相互簇拥地层层向上会聚，最终形成一种奇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