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学何以“一家独大”.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书法史学何以“一家独大” 祝帅（博士、北京大学研究员） 闫晓姣（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闰晓姣：当今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凸显出许多问题。在20XX年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上，刘恒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后来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当前书法史、论研究局面失衡，呈现出一种书法史研究“一家独大”的局面。的确，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的研究并驾齐驱，到近二十年来，书法史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相对于书法史，书法美学、教育学等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你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祝帅：这是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书法史发展的速度超过理论和批评，我以为无可厚非，其中有一些深层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新出土的资料越来越多。整个学术界新出土的资料不断涌现，甚至我们都可以说上世纪末以来新出土的材料对于书法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二十世纪的出土材料。其中不乏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曹操墓、海昏侯刘贺墓，各种新出土的石刻、文书材料，更不用说现代高校竞相收藏的简牍，如清华简、北大简等，并且至今还未被完全整理。20XX年我去吐鲁番博物馆参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博物馆，它的收藏序列里面有文书一类，并且文书的数量相当可观，甚至有更多的文书还未被整理展出。此外，不只是无名氏书法，也包括一些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和资料，很多是此前书法史上没有记载的，比如1997年出土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铭》，还有20XX年出土的《冯承素墓志铭》等。对这些新出土材料的考释、辨伪、研究，毫无疑问适合用史学而不是理论的方法来进行。 第二个原因是学术潮流的影响。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史、哲学科相对边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相对好一些的就是史学。一方面，这是因为整个学术界的兴趣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美学热”转向了具体而微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海外中国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进展，这方面以前我们很少关注。八十年代谈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郭沫若、范文澜、邓广铭、周一良这些人，但今天毫无疑问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史学家是美国的汉学家。这样的变化，使得史学相对保有一定的活力，也使得书法史研究可借鉴的东西比较多。 第三个原因是书法教育的蓬勃发展。教学和课程设置的需要，客观上使得对书法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需求，即大量需要书法史的教材，这也使得从事书法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多起来。这也是促使书法史成果数量增长的原因之一。 闫晓姣：既然书法史发展如此迅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否也应该由此带动和促进书法理论的发展？据我所知，当代许多书法理论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越來越多的理论家抛弃了对于书法史的就事论事，或考据，或编写年谱，转而探索书法研究的内在理路。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生卒年或收藏地，而是“问题意识”。而在研究方法上，书法史和书法理论互为补充，这些探索本身是否能够让书法理论有所提升？ 祝帅：我并不认为今天书法理论的研究毫无进展。我们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和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不一样。表面上看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数量少，但是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在质量上比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有提升。对于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也不能过于美化。虽然成果很多，但是有价值的成果非常少。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照搬哲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痕迹比较明显;书法美学重复建设，缺乏思想原创性;谈书法文化的文章大多大而空，言之无物。尽管成果的数量不如史学那样集中，但应该看到书法理论在新世纪以来也是有所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书法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理论的需求。这说明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问题化的倾向。过去的书法史研究看的“是什么”，现代的书法史研究谈的则是“为什么”。如祁小春的《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不是做一部“十七帖注释”，而是研究诸如“晋代人的手札为什么第一行几月几号写的特别大，后面写的特别小”“十七帖为什么没有几月几号”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建构。像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提出“冲击一反应”模式，我自己写的《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中就加以了借鉴和利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本书法学术史的著作，但其实提出了“西学东渐促使中国书学发展转型”这一理论议题。又如李慧斌的著作《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借鉴了“祖宗之法”“唐宋转型论”等前沿理论。这些成果都使得历史研究中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历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是关于书法本体阐述机制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数量少，但质量高，以邱振中教授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邱振中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表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是《人书俱老：融“险绝”于“平正”》和他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