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时代与传播符号学的媒介转向.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赛博时代与传播符号学的媒介转向 摘要：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以媒介技术改变为主导的赛博时代。以“媒介化的意义”为核心的传播符号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拓新研究视域与方法。经过21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发展，传播符号学在一系列前沿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从元媒介与传播重新定义“媒介即信息”的新内涵;从“媒介自涉”追问媒介对社群文化的重要影响;结合如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等共同关注“意义与传播”问题的交叉学科，建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媒介本体论，关注赛博空间中多维度的意义生成机制。 关键词：传播符号学;元媒介;媒介自涉;赛博符号学 一 媒介革新与传播符号学研究进路的转向 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发展与媒介技术之革新紧密关联。经典传播符号学研究路径形成于1950年代末，以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出版《神话学》一书为标志。①这一时期正是大众传媒文化兴盛的时代，广播、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主要的社会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巴尔特正是在上述语境下介入到传媒文化的研究之中。他把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中的许多操作性概念，如能指/所指、二元对立、文本、符码、神话等，引入传媒研究;用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巧妙地借助大众媒介，对文化文本进行符号化操作，使人们沉浸在由符号所构筑的“神话”中而不自知。 这一经典传播符号学路径在整个20世纪有广泛影响力，巴尔特同时代或后辈学者在此路径下取得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注传媒“拟像与仿真”生产机制并由此造成的社会“超真实”状态。英国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大众文化中三种符码（残留符码、主流符码、新兴符码）的互动机制研究;霍尔（Stuart Hall）关于电视媒介文本的解码与编码机制;再到后来“传播符号学”这一术语的提出者、美国学者菲斯克（John Fiske）关于“生产者式文本”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讨论，等等。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新媒介催生新的传媒突变。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因为智能手机、虚拟现实以及其他可穿戴设备的引入，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以智能媒介为主导的赛博时代。本阶段媒介发展的核心是互嵌与融合，人工智能的崛起，加速了和人的融合进程，由此创造出新的主体，正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②机器将不再是人的器官延伸，而成为人的智慧延伸。相应地，智能媒介时代的传播关系、社群关系也正在进行着相应转向。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从“离身性”转向“具身性”，数字化的人不仅仅是漂浮在各种虚拟空间的账号，而且以“虚拟实体”③的形式把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绑定在一起。 赛博时代赋予社会新的关系意义，并以此建构新的意义共同体。该问题早已越出狭义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变成一个具有迫切性的社会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面对的这个新的突變，产生了对传媒的全新想法，全新的概念范畴指定全新的规则：人类从“使用符号的动物”，变成“符号学动物”，现在正在变成“符号元语言动物”④。显然，以巴尔特模式为代表的经典传播符号学路径亟需更新与扩容，以解决赛博时代传媒研究的新问题与新局面。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经典传播符号学的基础是索绪尔二元符号学，核心是语言及其相关的文化符号活动。它无法有效处理赛博时代媒介研究的核心命题，即准人类（如人工智能、赛博格）或非人类（如机器）如何具有“心智”，并生成符号且能分享意义。 第二，赛博空间中，人自身就是媒介。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早已溢出传统的“媒介文本”（如网页、电视节目等），直接指向人自身。意义传播以文本为中介，逐渐转向以人和社会本身为中介。这迫使符号学须直接介入社会与文化问题。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经典传播符号学理论，恐怕无法有效解决。 第三，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符号表意从文本转向媒介自身，媒介自身（包含人作为媒介）成为符号意义的主要生成者。以传媒内容或文本为中心的经典路径，也无法有效地处理“媒介自涉”诸问题。当然，这不是说经典传播符号学理论已全然失效，只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域赋予这些经典概念新的内涵。例如“拟像与仿真”“符码”“元语言”等概念，在分析智能媒介与传播诸议题上，依然有效。 传播符号学作为传播学与符号学二者融合的产物，它在赛博时代的范式革新，更与两个母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在符号学学科内部，突破索绪尔二元符号学的运动早已从1980年代开始，并在本世纪初基本完成了符号学基本模式的更替。新符号学运动的最明显特征是用皮尔斯开放的三元模式代替索绪尔二元结构模式，研究中心从“文本”转向创造文本的人与社会，以及具有符号活动能力的其他生命体。另一方面，新符号学运动更加紧密地与如认知学、信息论、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使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