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案例.docVIP

范蠡造秤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激流勇退，隐姓埋名，回乡经商去了。他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堆，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便想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 一天，范蠡经商回家，在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里汲水，方法极是巧妙：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回家仿照着做了一杆秤：用一根细直的木棍儿，一头钻上小孔，小孔系上麻绳，用手来掂；细木一头拴上吊盘，装盛货物，一头系鹅卵石为砣；鹅卵石移得离绳越远，吊起的货物就越多。秤做出来了，一头挂的货物多，鹅卵石就要移得远，才能平衡，他觉得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才行。但用什么东西做标记呢？他苦苦思索了几个月，仍然不得要领。 一天夜里，范蠡出外小解，一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 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有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如何杜绝奸商的恶行呢？范蠡又是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星，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范蠡以此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必须光明正大，不能赚黑心钱。他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失去福气(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不得“俸禄”(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折损“阳寿”(短命)！” 就这样，秤一代代流传下来，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 胡庆余堂今景 作为一代 红顶商人，胡雪岩叱诧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 为富且仁，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在他的这些义举中，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尤为后人们所称道。 关于创办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的缘由，流传至今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胡老太太生病抓药受阻，怒而开药号;一种说法为胡雪岩因小妄生病，抓回的药中有以次充好的一两味药，要求更换时遭到药店伙计的抢白，激愤而开药号。实际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庆余堂的开创与胡雪岩深受杭州悠久的中医文化熏陶，身处乱世而兴济世救人之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己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 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 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 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余堂在1880年时，资本巴达到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这也算是善有善报吧!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具体的做法是在收获 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 丝绸、 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 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 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而且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 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 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做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叶澄衷在18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