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工作中“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融合对策建议.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精准扶贫工作中“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融合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要想达到扶贫工作的预期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好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间的关系。能力扶贫作为保障贫困群体自身权利的一种手段，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地方政府轻“能力扶贫”而重“产业扶贫”的情形较为突出。然而，二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正视“能力扶贫”的重要性，协调其与“产业扶贫”的关系对进入总攻阶段的脱贫攻坚而言极为重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精准扶贫”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扶贫工作更精确、更准确，对此王思铁曾下过一个更为详细的定义。他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贫困问题不是铁板一块，往往会因致贫原因的不同，呈现出多维度与周期性的特征。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漫灌式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成效已渐显疲弱。早先的贫困大多是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地方经济欠发达所导致的普遍性贫困，以保障生活、提高地方经济水平为主的扶贫手段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下，在大规模的“漫灌式扶贫”之后，涌现出了新的问题，由于导致贫困发生原因繁杂多样，从而导致无法彻底根绝贫困的现象出现，这不仅使得返贫压力骤增，还可能导致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常规型“一刀切”的扶贫手段在当下也难以继续发挥理想的效果，而扶贫成果在返贫的压力下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亟须注重扶贫工作的“靶向性”，有针对性应对不同的贫困发生原因，更加注重贫困户的个体需求，关注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地推行下一步工作，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必然要求。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XX年提出分批分类的扶贫理念，并概括为“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总体来看，“四个一批”反映了精准扶贫的两个基本面向，即“民生面向”与“发展面向”。前者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收增收，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引擎，加速脱贫步伐，也称为“产业扶贫”。后者则通过完善既有的社会救助制度，通过为贫困群体编织社会安全网，保障其生活、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需求，改善其自身的生存环境，通过降低贫困群体所应对的必要支出与健康风险，促使贫困群体拥有能力自发的摆脱贫困，也称“能力扶贫”。 能力扶贫一词源自于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而这套理论已成为世界诸多学者研究能力扶贫时所引用的理论依据。森认为即使在基本必需品集合和贫困线被确定下来之后，贫困的定量化分析似乎也需要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结合起来考虑，绝对贫困度量必须由相对贫困来补充。[3]换言之，即便在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识别标准订立后，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贫困发生的原因进行甄别和判断，从而达到根治贫困发生的效果。“可行能力扶贫”理论的提出，为分析贫困发生原因及扶贫手段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观念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落后，即“外部条件”不足所导致，生存物资的匮乏导致贫困个体无法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在他们辛苦劳动后的支出仅能果腹，没有盈余，甚至还可能负债累累，从而导致贫困的发生。近现代大多数的扶贫都在“给予物资救助”这一方向上下功夫，通过满足贫困群体的物资需求以期他们能够逐渐摆脱贫困。然而，扶贫的根本问题不是扶“物贫”，而是“扶人、扶能力、扶创新、扶创造”，[4]“可行能力扶贫”理论更关注的是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如求学、就医、工作能力、公平竞争能力等等，这套理论认为，如果无法保证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很难获得较好的扶贫效果。这就意味着，对于贫困群众的扶助不仅需要关注其“外部”需求，还需要解决其“内部”需求，通过二者的相结合，综合性地解决贫困问题。外部条件可能表现为由地域经济条件落后而引起的贫困，地理位置不佳、自然条件不好而导致的贫困等，这类“外部”条件通常指向贫困的表层共象，即物质资源的匮乏。以“外部”条件作为识别贫困成因与解决贫困的“线头”，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思维，即通过不断增加其物质资源、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通过“给”的方式，就能够彻底摆脱贫困。而可行能力导向型扶贫则与传统的扶贫理论不同，其更为关注贫困发生的“内部”因素，例如，工作能力的有无，受教育权利的有无，生存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