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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中国传播观念史在变迁中发展 武若玥 摘要：传播观念作为传播的价值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活动。通过对传播观念如何发展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播史的发展。文章旨在针对中国的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成果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传播史 传播观念 中国 变迁 关于传播观念的发展史，古今中外的研究讨论从未间断。由于传播学这门学科比较年轻，又是在西方生根发芽，成长起来以后才传入中国，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国情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传播观念也在不断发展。 理清概念 既然专注于探讨中国的传播观念，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对此做出一个概念上的界定。传播学作为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也是非常繁杂的，即使是研究传播史也仍然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为了使其更加精确，笔者采用王琛的划分方式，把传播史的领域初步界定为：一是传播媒介史，涵盖文字史、印刷史、出版史、编辑出版史的相关内容，这是传播的物质技术层面;二是传播制度史，研究传播者的角色、身份、组织、制度、机制等，是传播制度层面的研究;三是传播观念史，是对历史上人们关于传播的认识、理念、伦理、习惯等研究。本文主要考察第三层面。 纵观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历程，至今三十余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中国本土的传播史发展与变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专注于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深圳大学的吴予敏，他在20XX年时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和《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传播观念和传播观念史的定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同时探讨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的一些方法。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传播观念的形成、意义、功能和演变，考察传播观念与传播制度、行为的内在联系。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对于我国学者研究传播观念史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先秦作为我国古代传播史上传播活动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传播观念的形成也是由这个阶段开始的。首先，何庆良的《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廖声武的《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和夏晓鸣的《儒道传播思想之比较》都是对先秦诸子时期传播的研究。儒学思想家靠游说诸侯、办学授徒、编辑整理古籍和著书立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且儒家对传播功能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向民众进行教化传播对赢得民心、稳定政权有重要作用。同时，认为传播作用具有双面效应，统治阶级应慎重对待传播的影响。而何庆良则是就儒、墨、道、法、纵横五家的传播实践特征及其对传播功能的论述，将其划分为政教派、功利派、无为派、监控派和外交派五大功能派别。而邵培仁则在《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和《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对于中国古代接受信息的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观”“味”“知”是中国古代的信息接受方式，并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进行了界定和阐释。另外，方汉奇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概括，将1840年到1911年的70多年划分为中国传播思想从萌芽到逐步形成的四个阶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原武汉大学教授张昆所著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这本书是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史的三个领域：传播制度、行为、观念进行了考察。张昆认为，我国对于前两个领域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相对被冷落的课题。因此，将传播观念作为重要性等同于前两者的内容进行研究。为了更加全面，对于传播观念的探索也是从先秦诸子时期的孟子开始的。由以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观念的总体特点。 到了近代，传播活动更加活跃，首先是在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门打开使得西方先进思想能够传入，我国第一批报纸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在这个时期，由于中西方思想互相融合，我国的传播观念也呈现多元化融合趋势。方汉奇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中，就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及其观念变迁作出了一个详细的概述。而黄旦、韩国飚的《1981-1996 ：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则以三本知名刊物为调查对象，对我国传播思想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在上述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存在传播观念研究重视不够的问题。在21世纪，更加注重多角度、多侧面研究传播观念史，如李庆林的《论中国传统传播观念和传播智慧》和《论中国传统传播观念的伦理特色》、汪鹏的《从碑刻媒介看中国古代传播观念》。更多的研究开始转向其他角度，如秦汉、胡慧民的《改革开放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