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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是什么样的政治家 刘岳兵 泷井一博教授所著《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日本中央公论新社二0一0年版）一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副标题“知性政治家”（日文原文为“知の政治家”）上。对于伊藤博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历来众说纷纭。作者不满于学界和言论界对伊藤博文的过低评价，在这本书中要推翻的，主要是司马辽太郎式的“没有哲学的政略家、没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这种伊藤博文形象。如该书前言所说，它试图挖掘出政治家伊藤博文所隐藏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即文明、立宪国家、国民政治。本书要论证的是，在自年轻时代就接受了西洋文明洗礼的伊藤心目中，文明的国家体制，就是立宪国家，伊藤要在立宪国家这个容器里加进国民政治的内容，进而将立宪国家归结为以国民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反过来，这种体制也要求国民应该受过教育而具有文明的素质。作者强调，伊藤心目中的明治国家体制，就是由文明、立宪国家和国民政治三者组合而成的“知型国制”，因此，不断地在追求这种国家像的伊藤博文，可以称为“知性政治家”。 本书第一到五章，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伊藤的诞生及其与文明的相遇、立宪国家的构想、宪法的宣传、立宪政友会的创设及其政党政治的理念，明治国制确立等，旨在论证作者心目中作为“思想家”的伊藤博文形象。他明确指出：“与其将伊藤作为政治家，更想将其描述为可以与福泽谕吉比肩的近代日本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他总结了伊藤作为思想家与自由民权运动家和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两点区别：第一是伊藤渐进主义的秩序观和世界观，第二是他知性的性格。作者认为伊藤的知性是一种“实学”，说他嫌弃思辨的、观念的学问，而喜欢创造便利、使生活丰富的经验主义的、实用的知识。他不像福泽那样严格分离官民，而是力图以知性为媒介将官民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公共圈，以便来自民间的知性可以凝练成为政策知性，而最终可以传递到议会。伊藤创立政友会的意图就在于使其像智库一样，政治家、官僚、企业家等所有参与国家经纶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交流知识，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使知性循环的广场，在这里官和民之间的区别被相对化了。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探讨伊藤博文与清末改革和他的韩国统治。伊藤博文如何看待中国及其政治改革，中国的经验如何在伊藤的思想中升华而反映到他的政治构想和外交观中？作者认为伊藤的中国观可以一句话概括为“政经分离的中国观”，他觉得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前途暗淡，但西欧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结合可产生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圈。而一八九八年伊藤的中国体验最大的收获，是其政治理念由此得以深化，其国家构想也被赋予了战略性。关于伊藤博文的韩国统治，作者不只是注意到他是首任韩国统监，还注意到伊藤当时是日本的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在积极从事宪法改革。就是说，在作者的眼里，当时伊藤博文同时指导着两个不同国家的统治改革。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事业是否有关联，大概中国学者很少关注到。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伊藤就任韩国统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贯彻其“文明”理念;一个是为了抑制国内军部的势力，想通过向统监授予军队指挥权来夺取军队的统制权。伊藤试图抑制已经习以为常的帷幄上奏的权限，以阻止军部对内阁的介入。正因如此，对伊藤而言，韩国统治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改革的问题。难怪作者在“后记”中为伊藤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不足做这样的解释：在伊藤看来，随着文明化的进展，民族主义这种非合理的感情将自然消解，在文明的统治理念中，随着制度的完善，在日本实施统治和在韩国实施统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以上是泷井在书中力图阐明的主要观点，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伊藤“正名”。其基本思路是按照既坚持文明的政治理想，又注意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渐进务实地推进改革的“制度进化论者”的面貌来描述伊藤，因此，伊藤的形象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由此得出“国民政治家”“代表近代日本的民主的政治家”“孤高的政治家”“被遗忘的思想家”这些总体评价也合乎作者的推理逻辑。 泷井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有责任感的学者，这本《伊藤博文》作为学术著作，的确是他十几年辛勤研究的结晶，而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作者现实关怀的体现。什么样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有自己的国家构想和政治理念，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能够充分注意到现实的政治状况，能务实、渐进、勇敢地推进社会变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才是理想的政治家。泷井在伊藤博文身上发掘了这些素质，不惜冠以“思想家”或“政治思想家”之名。 泷井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获得了好评。二0一0年出版当年就获得了日本“三得利学艺奖”。时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五百旗头真教授在对该书的评语中最后这样说道： 当今东亚的历史已经峰回路转，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和韩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九四五年一度沉没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