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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与实践能力 摘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仅仅是一种工夫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工夫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效力和实践能力。阳明心学的知与行具有特定的德性内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知行观发展到宋明时期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修养论、价值论、理性主义、道德实践规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范围。作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儒家哲学命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时代问题意识性建构的结果，并在政治哲学领域延展，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实学。其实践能力突出表现在批判与建构、教化天下和价值落实三个方面。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与实践能力分别关涉意义的有效性和价值的有效性，为我们于当代文化语境中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提供了诠释边界，同时也意味着践行“知行合一”的局限性。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效力;实践能力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106-008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宋明理学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工夫方法，与陆九渊的“先立其大”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比较，具有相对的明晰性，但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等工夫比较起来，又具有相对的非具体性。这可能就是王阳明批评象山“粗些”、批评湛甘泉“体认于外”，但又被后世批评为“空疏”的直接原因。从学理层面看，上述学案史应和王阳明“知行合一”本身的多维诠释向度有关。作为“教法”，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常常仅被认为是一种工夫方法。其实，作为贯穿阳明心学的内在维度，“知行合一”本身构成一种工夫哲学体系，既是有时代特色的儒家哲学命题，也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实学，具有自身的理论效力和实践能力。从哲学、思想史背景看，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然发明者少。故对于“知行合一”，我们不仅要在工夫的层面分析其义理内涵，还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了解其理论视域和思想史意义。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 自阳明之世至明末清初，质疑王阳明“知行合一”就不曾间断，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方面，而对其理论效力批评甚少。究其原因，中晚明和清初仍属宋明理学的话语语境，在共同的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理论视域的突破是艰难的，故实践价值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时至当下，中西马融合的话语语境成为中国文化语境的显著特征，在文化复兴、文化自信时代意识的刺激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成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热词，“知行合一”及其使用，俨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这些关于“知行合一”的言说是在怎样的理论层面使用的，是否是王阳明心学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呢？这就涉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问题。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理论特质的形成都离不开它的“原生地”，故探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范围，需要从中国思想史的视野和阳明学理论本身出发。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视域应在中国传统儒学知行观中来观照。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两个经典范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传统儒学知行观的发展，自有其理论视域。在中国思想史上，明确谈到知与行关系问题的思想家有五十余位，这里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观点，如表所示： 上表直观呈现了中国传统儒学知行观的演化，结合中国思想史和哲学范畴史，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历代思想家对知与行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难孰易、是分是合。除了魏晋玄学家受道家思想影响，对知行关系问题基本持否定态度外，这四个方面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家分别主张，而宋明论述者尤多。从观点表述的语言形式而言，王阳明注重知与行之“合”，这与张栻和吕祖谦主张“知行交相发”、朱熹主张“知行互发并进”、罗钦顺和王廷相主张“知行并进”、王夫之主张“知行相资并进”是有所不同的。后者几乎都在“孰先孰后”的层面谈知行，而王阳明强调知与行在本质上的为“一”。王阳明和宋明理学家的代表性观点中很少明确论述知与行“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一方面和宋明理学先导者王通“重行”思想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重行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共识。在王阳明这里，知即行，重行即重知行，故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分知行为二。知与行具有相同的理论属性与价值诉求，蕴含其中的重行思想也为其实践能力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就为我们以知或行为中心探析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视域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语言形式差异的背后，中国传统儒学知行观的演化过程与规律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视域提供了基本定位。中国传统儒学知行观演化史大致可分为六个重要阶段，据此可以把握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范围以及当代诠释的有效性依据。一是以子产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认识论阶段。子产提出“知易行难”：“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1]这是现有文献记载最早对知行关系的阐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