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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一、生命视角的提出 我从生命角度观察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具体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一动念。一个来自对新时期文学自身演化状态的实际感受：从最初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的真实性、文学与人性等问题的论争中，听到了文学的愤怒呼喊和强烈心音；从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复苏、反思、探索，进而发生裂变，走向多元的进程中，看到了文学成长的脚步。于是，“生命”这个词，从脑海深处跃然而出！其时，正是以系统论为核心的“三论”在国内热播之期。带着这样的感受，透过要素、结构、功能、相干、信息、系统、开放等相关新概念，我对“三论”形成独特的领悟，从中同样感受到一种关于“生命”的解读。并由此生成两个观念：其一，广义地说，世间一切事象（自然的、社会的、物质的、文化的、精神心理的）都具有自己的要素、结构、功能，都要以特有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交换，因而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命存在；其二，认识一个事象，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从认识其独特的生命开始，那里才是相关理论滋养和发源之所。这种观念，又从理论上强化了对文学生命的感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因素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因素之一：关于寻求我国文艺学研究新突破的焦虑。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探讨的总方向，是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理论建构。大致有三种路向：西方现代文论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革与创新；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这种努力以及由此引起的焦虑，在上世纪90年代变得尤为突出。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当然最理想的前途是早日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学界曾为此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一些刊物（如《文学评论》等）开辟了学术专栏，有的学者也在埋头苦干，走的是一条追寻历史推陈出新的道路。但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笔者试图另辟一径，以探讨新问题切进，由论入史，取其精血，融入新机，期望能生出一株具有传统神韵的新芽。这个新思路，就是“文学生命论”。我以为，我国传统文艺学的立论基础，或者说它的原生基质，便是将文学视为一种生命的初始观念；由生命出发，才衍生出体势、肌理、风骨、神韵、情采、声律、虚实、滋味、意象、境界、通变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就此可以说，我国传统文艺学本质上即是一种生命论文艺学。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只要抓住“文学生命”之本，既面对现实问题，又广采他山之石，进行创造性研究，当会有益于民族传统文艺学进入“通变”之境的。 因素之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生态学在我国影响日甚。基于前述认识，我从中看到的依然是关于“生命”的理论；只不过它取宏观视角，探讨的是关于生命与其外部环境（即相关生命系统）之间生克互动的依存关系。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开拓“文学生命论”的研究视界，而且从更深层面上沟通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展现出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亮点，令人充满着探索的激情。 实际上，新时期以来，从生命的角度对文学进行观察与阐释者已不乏其人。有的侧重于发生论、创作论方向，探寻其孕育和生成过程；有的侧重于审美鉴赏方向，阐释其蕴含的生命精神；有的侧重于系统论、生态学方向，揭示其生命与生态的关联；各有收获。但进行全方位整体性探讨的，尚不多见。本文试就此略作论述，并进而对新时期文学生命历程及其得失，进行考评与探讨。 二、我的生命观 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关于生命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科学家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去揭示生命的秘密，形成各具特色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笔者从方法论角度，于诸家体系中抽出五个关键性概念，构筑了自己的生命观，以期对文学研究有所助益。这五个概念是：基因，生命，生态（环境），全息，三螺旋。其中前三项，从宏观上勾画出生命运行的全景图，系本人于独立感悟基础上借用相关概念而成；①第四项，从微观上揭示了生命的内在统一性，采自我国生物学家张颐清教授提出的新概念；②第五项，科学地揭示了基因、生命、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纠正了以往所谓“基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认识偏颇，受启于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理查德·列万廷的“三螺旋”理论。③五个关键词原本出自不同的理论家，因为都涉及到生命，这里合成为独立的生命理论系统，可简约表述为： ←基因←→生命←→环境→/全息/三螺旋。 其要义如下： 一，任何具体生命的生成，皆取决于创生母体的先天基因。基因是新生命所以能够生成的母体内在根源，它与相关异质对象交感和合，孕生新的生命。 二，新生命一经生成，便具有自足独立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奠定了新生命的基质，蕴含着生命未来的基本模型；具体生命体的基质各有不同，其优劣强弱，取决于各自基因（创生主体）的质量。 三，现实中，具体生命体的内在规定实现的可能与程度，受环境的制约。在积极和谐的生态中，生命体将经历由少而壮、由简而繁、由一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