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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吴越美人 摘 要： 西施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美人之一，有关她的传奇故事更是引人入胜。然而，据史考西施只是先秦历史中一个抽象的美人符号，所谓的西施传奇实际上是历代文学家有意附会、层层建构的结果。伴随着这位越国美人形象的丰满，吴越文化实现了向江南文化的转型。在历史的流变中，这位清秀佳人最终和隽雅江南一起，成为这片水乡润土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 西施 传说 吴越 江南文化 一、先秦伊始：模糊美人与尚武方国 从史学角度看，距离人物生活时代较近的资料为原始资料，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对于西施其人来说，历代相关典籍虽多，原始资料却极少。按吴越争霸的史实推演，西施应生活于春秋时期，但先秦典籍中涉及西施的只见于诸子百家的只言片语，兹录部分如下： 《孟子·离娄下》：“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1]（183） 《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筵与楹，厉与西施，恢恢桅橘怪，道通为一。”[2]（33-34） 《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颦，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2]（225） 《管子·小称》：“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3]（176） 《墨子·亲士》：“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4]（5） 上述文本中，作者援引西施之例只是为了论证自家的论点，除了提及西施之美外，其他故事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种模糊的描述，使西施其人是否切实存在历来成为一个悬案。宋时的张邦基已提出疑问，他考证管仲生活年代早于越之灭吴二百一十三年，但《管子》中已提及毛嫱西施，因此推断：“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岂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为名也？是有两西施矣。”[5]当代的白耀天先生从上述典籍的成书和真伪之辨入手，认为“西施在战国、秦汉只是泛泛中的美女，史上难以具体其人”[6]（61-67）。顾希佳则以墨子和西施几乎生活于同时代，所言具有权威性，认为“尚有几则文字足以说明，西施是实有其人的”[7]（33-39）。其实，从部分文本看，将“西施”理解为春秋时期的美人泛称也许更合文意。尤其是《庄子》中的“厉与西施”一句，若“厉”指天下间相貌丑陋之人，那么将“西施”理解为美女的泛称反而比解释为某位具体的美人更合理。但《墨子》中又有“西施之沉，其美也”，这如果解释为天下间所有美女都要因美被沉，那么显然又不符合逻辑。若再涉及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否托名伪作，则更是千头万绪。故本文将西施是否确有其人之悬案暂且搁置，只明确一点：西施在先秦是一个抽象的美女符号，并无具体故事可言，更没有参与吴越争霸的史实证据。 事实上，遍寻先秦时期吴越历史的相关记载，不仅西施难觅踪影，而且任何柔弱秀雅的女子形象都很少出现。这是因为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的审美表现就是蛮荒尚武、崇勇重义。吴越人民自古喜断发文身，重巫鬼、重祭祀，春秋争霸的社会背景更催化了以勇猛为美的审美取向。这一时期，吴越文化中载入史册的是公子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僚之类的“勇事”，是助伍子胥逃脱的老渔翁和耕种女自杀殉节之类的“义事”，如西子一般捧心蹙眉的病美人，其实原本就不在吴越文化的审美范围之内，所以即使这片土地真的孕育了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美人，想来也不可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留下倩影。 二、东汉以降：西施复国与解构的文化 西施为越王勾践献给吴王的美女一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有两部作品至关重要，一部为《越绝书》，一部为《吴越春秋》。两书都记述了勾践于苧萝山寻得西施、郑旦两美女，在精心教饰后使大夫文种献于吴王之事。 表面上看，这两部作品似乎可以互为印证，然而经学者考证，《吴越春秋》的成书时间在《越绝书》之后，有模仿后者所作之嫌，《越绝书》的成书时间与吴越争霸时代又相去五百年之久，故其内容难以成为信史，二书实际上是托古美女西施之名敷衍吴越故事。然则两书所载内容有史实意义之外更重要的价值，即为西施传说确立了蓝本。后人再大做文章的，无论是西施如何亡吴、西施结局如何，乃至西施范蠡爱情，无一不是基于此二书提供的基本框架。因此，《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的撰写对于西施故事来说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施故事的出现更有着丰富的思考空间。为何历史上一个抽象的美人符号会被借来塑造为吴越争霸中美人计的主角？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应与吴越文化的初步转型相联系。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派大将王翦消灭楚国、降服越君，吴越大地自此开始纳入中央的统一管辖。由秦至汉，历任统治者多次令徙天下有罪謫吏民迁往越地安置。西晋时期，永嘉之乱更使朝廷直接迁往建康（今南京），大量汉人随之迁入吴越地区，原越民被分而治之，逐渐汉化。伴随着此种变迁，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