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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种新文化哲学的考察 摘要：从新的文化哲学考察，“五四”是伟大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五四”的伟大在于它给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开了个头，而它的未完成在于只靠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扫荡废物，催发新生”是鲁迅对“五四”精神的概括。鲁迅在解释“五四”运动的时候，强调过两个问题，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文体的革新。他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成功的，但是白话文既可作进步思想的文章，也可用来做腐朽思想的文章。“五四”时期尝试了很多新文体，小说的地位被抬高，而小品文的成功还在小说、戏剧、诗歌之上。解音帼民性、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当时作为思想文化和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的。他对国民性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西方传教士明显不同。鲁迅的文学观到了后期，更重视大众性，有人说这是鲁迅文学思想的人民性，我认为与其叫它人民性还不如叫民间性，鲁迅从来没有使用“人民”这个词来说文学。 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哲学；“五四”精神；鲁迅 中图分类号：1206.6；1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XX)03-0005-04 收稿日期：20XX-04-19 作者简介：杨义，男，广东电白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 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90年了，鲁迅西安讲学也已经85年了，八九十年的跨度已经有足够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实践上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来进行创造性的反思，来重新看待“五四”，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个现代大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哲学? 五四是青年的时代。包括胡适、郭沫若、傅斯年、罗家伦、茅盾、冰心、徐志摩都是那个时代的二三十岁的青年。我常常叹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为什么能洋洋洒洒地写思想文化上的文章，但我们今天有些二三十岁的博士、硕士却连一篇书评都写得非常拘谨，或者你是研究张爱玲的，花一两个月写一篇论郑振铎的文章，都写得别别扭扭。他们领风气之先固然有时代优势，但我们的教育制度甚至学位制度存在什么弊端?也值得深思。如果“青年学”是一门学问，我们实在应该针对当今青年问题，从五四时代的“青年学”获得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启迪。因此，我们要在五四运动中发掘新的文化哲学，又以新的文化哲学考察五四运动。 “五四”为我们打开了视野、开通了时代潮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维度 反思历史，应该采取开放的思维，动态的思维。“五四”是伟大的，同时“五四”也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它的伟大在于给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开了个头，而它的未完成也是因为它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只靠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再伟大也不能包打天下，还要有社会体制的革新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五四”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创造，而我们应该拥有一种新的文化哲学，既要还前人应有的伟大，同时也要给现代人充分的创造的空间。新文化哲学不是把传统当作沉重的文化行李顶在头上，而是把传统当作现代性对话的伙伴，在与传统对话中使现代性变得务实而深厚，一道走上开创历史实践和思想文化路程的新台阶。“台阶说”的文化哲学，是文化创造者、文化建设者的文化哲学。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创造过许多辉煌，但也应看到经过漫长的积累，文化肌体逐渐僵化，也产生了很多废物，就像人老了连破铜烂铁都舍不得丢掉一样，屋子里的废物太多了，新的、有用的东西就不能进来。而“五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很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此要了解、要吸收，“五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大，不能关起门来发展。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三个议题：一是如何处理中国的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借鉴外来的现代文化和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三是如何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从不同的社会文化立场出发，“五四”“三议题”可以各有各的说法，从而使“五四”成了“说不完的五四”。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他在1940年《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不管如何估价，“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但即使陈、胡、蔡三人，思想方向和文化渊源也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一时蜂起的青年才俊?这就是说，五四运动是多重思想复合体的运行过程，既是复合的，又是动态的，纷纷在寻找自己的合理位置和有前景的出路。由此可知“五四”在丰富的维度上开通了时代的潮流，我们要革新、要创造，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创造，要向前走。“五四”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维度，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思考革命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随着“五四”的潮流涌进来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