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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研究 摘 要：《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恰当地译介了原著中大量的汉语文化负载词，向西方读者传达了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象及内涵。结合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明示、推理、认知语境、关联原则等内容，从罗慕士英译本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语句进行分析，以期在具体语境中探讨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具体策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进程。 关键词：关联理论 《三国演义》罗译本 文化负载词 明示推理 认知语境 一、引言 受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活动方式。在语言体系中，那些体现着鲜明文化个性，蕴含着浓厚民族色彩的词组、短语或习语被称为中国文化负载词。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见证着璀璨的华夏文明，如何恰当译介典籍中诸多的文化负载词，向世界展现华夏文化古典而富有活力的一面，成为我国翻译界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堪称是中国文化传递与学术上严谨追求的典范（郭昱、罗选民，20XX：103），其中译介的大量中国文化负载词向目的语读者传达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知识。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化热”在世界各地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渴望了解华夏文化。然而鲜有学者从语用认知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古典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范例，在具体语境中探析关联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方法。故此，基于关联理论视角，有必要对《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展开分析研究，借以启发推动其他文化典籍的译介，促进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的传播与交流。 二、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首先由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1986）在其著作《关联性：认知与交际》中提出。他们认为交际的成功不以规则为基础，而取决于交际双方的“互明”和最佳认知模式“关联性”这两个条件。关联理论提出的言语交际、认知语境、关联原则等观点促进了语用认知与翻译的互相结合及实践应用。 首先，“言语交际”奠定了关联理论的理解基础。言语交际被认为是按一定思维规律进行的认知活动，涉及到“原文作者—译者—译语接受者”这样一个三元二轮的推理关系，并包含有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Sperber Wilson，1986）。在明示过程中，说话人向听话人表达交际意图，改变听话人对认知环境的假设。在推理过程中，听话人对说话人的明示行为进行解码，结合说话人所提供的话语新信息或新假设了解说话人的意图。 其次，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观揭示了话语生成与话语理解的认知心理依据。认知语境曾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系列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所构成的集合”（Sperber Wilson，1986），在明示—推理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所运用的认知语境恰是二者互为重叠显映的认知心理部分。受交际主体、情景、心理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认知语境的假设及推理判断会随着交际条件的调整而变化，进而影响到交际中选择的对象与结果。（邹照兰，20XX：47） 最后，关联理论的“关联原则”是评测翻译交际实践效果的重要标准。Ernst August Gutt（1991）曾主张“寻求最佳关联”作为译者翻译的指南和落脚点。实际上，关联性是个相对概念，包含“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两部分内容，并由推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处理努力”和所得到的“语境效果”这两个因素决定（何自然，1995：23）。虽然从听话人角度出发“最大关联性”与人类的认知倾向相吻合，但是在实际交际中，目的受众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即让听话者为理解话语付出必要的努力后可获得的最佳语境效果。 中国文化负载词英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到原著作者、原文本、译者、目的文本、目的读者等核心因素。译者首先需要通过阅读原文的交际线索体会原作者想要传达的真实意图，对交际意图进行假设、推理和判定，然后结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交际期待，努力使译文与目的语读者产生“最佳关联”，让目的语读者无须付出过多的努力即可获得对译文的充分理解。 三、关联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翻译既然是一个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涉及到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原文作者、译语接受者、认知环境等因素，那么译者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协调原作的意图和目的读者的期待，在最佳关联性原则指导下，适当调整译文表达方式，综合采用如下翻译策略与方法，实现交际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一）异化 译者在做出明示行为时，不能仅仅以自己的认知语境为中心，还应该看到自己作出的各种假设对译语接受者认知语境的影响。当译者认为目的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