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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鹿原》中关中方言运用的“爱与哀愁” [摘要] 电影版《白鹿原》上映以来，并未出现预期的好评如潮，而是褒贬不一，甚至毁多于誉。电影改编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成功，而关中方言运用的不到位也是其硬伤之一。本文分析了电影《白鹿原》中方言运用的得失，并对目前的方言电影热进行了冷思考。 [关键词] 电影；《白鹿原》；关中方言；爱与哀愁；思考 万众瞩目、大咖云集的电视剧版《白鹿原》已经杀青，与观众见面指日可待，拍摄是优是劣，有待观后评说。回顾20XX年热映的电影版《白鹿原》，虽然已过三载，但观后的众声喧哗，犹在耳际。在对影片的抑扬褒贬之中，毁誉涉及诸多方面，但其中鲜有人专门论及关中方言在影片中运用的得失。笔者认为，虽然导演想通过地域方言凸显地域文化，但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这种尝试的失败。 一、电影中的关中方言取代了小说中普通话和关中方言的集结 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是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一条便捷的途径。[1]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他在小说中，采用了普通话和陕西关中方言集结的方式，讲述了恢弘曲折的故事，刻画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叙写了深邃厚重的历史。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使两种话语形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由关中方言的描述所呈现出的具有白鹿原上民风民俗地域特质和民族色彩的意义群落，与普通话的叙写所生发的具有普适性故事叙事特征的意义群落完美结合，共同展示了小说宏大的主题。[2]小说在普通话与关中方言糅合的叙述中，一方面展现了辛亥革命后，旧的价值观已被撕裂，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的这个断层时期，白鹿原上白、鹿两姓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陕西关中人原生态的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民俗风情。小说通过浓郁独特的地域文化书写出了深邃厚重的民族秘史。 方言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作为丰厚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载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存在于作品之中。”[3]不仅小说中的方言如此，电影中的方言也不例外。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关中平原风格独具的地域文化，电影版的《白鹿原》取代了小说方言和普通话集结的叙述方式，从背景叙述到人物对话，皆采用关中方言来呈现。电影中的人物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而且语气、语调也是本色的关中方言。可以说，电影比之原著的方言味儿还要浓烈。王全安导演希望通过大量关中方言土语的使用，让整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充分展现出陕西关中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 二、电影《白鹿原》选择使用方言的动因分析 通常，考虑到受众面和观众接受度的问题，普通话往往是中国电影语言的首选。不过，电影《白鹿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原汁原味的关中方言作为其拍摄的突出亮点。电影《白鹿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应该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一）凸显地域文化的需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小说《白鹿原》中，大量陕西关中地区流行的方言土语的运用，既使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地域特色，又使人物形象真实、自然、亲切，充满立体感。方言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可以构建出角色生活的真实环境，演员在用方言表达时，方言自身所携带的文化、风俗和传统会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演员的精神深处，使他们更加真实自然地融入角色，表现角色。电影《白鹿原》中的“大部分台词十分简洁凝练并且充满关中特色”，这些方言“本身不仅对情感和意境进行了良好的传达，同时也成功地刻画和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王全安导演用关中方言拍摄的目的就是为了更能充分体现那种浓郁的陕西泥土气息，更好地再现关中汉子的倔强精神，更好地体现原著的特色，增加影片的感染力。 （二）消费主义语境的影响。在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商业气息日益浓厚，电影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日益突出，影片的娱乐化也日益增强。[5]方言也成为吸引观众眼球，迎合观众心理的利器。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方言是怎样被裹挟而成为消费的对象的呢？俄国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6]这种理论强调艺术通过把常情、常理、常境陌生化的方式，以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新奇的快感。在大众娱乐化时代，对这种新奇感的追求也不断膨胀。语言也被纳入到这种追求之中，当人们对普通话出现审美疲劳之时，具有独特地域性的方言就成为非方言区艺术陌生化的有效手段。异地方言作为一种畸变的符号，会使观众觉得新鲜、刺激，从而获得新奇的观影快感。[7]电影《白鹿原》中的关中方言也给非方言区的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他们获得一种独特的观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