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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词典史的创世纪 摘要：孔子聃的《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 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一书是国际学者最早关注16至17世纪以拉丁语、希腊语为主的欧洲古典语言词典传统对欧洲民族独立后新兴民族语言词典的影响的著作。虽然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但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该书涉及德国、荷兰、英国等国及斯堪的纳维亚语、拉丁语、拜占庭希腊语等语言在近代初期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及新的建构。 关键词：欧洲近代词典史词典学文化遗产建构 一 孔子聃（John Considine）[1]的专著《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 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下简称《欧洲词典》）追溯并勾勒了16世纪初期至17世纪中期的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词典传统，以及欧洲民族独立后日渐兴起的日耳曼语族中的德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欧洲地方语言（Vernacular）词典传统。欧洲词典史的新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初期”（Early Modern Europe）。多数学者认同的欧洲“近代初期”基本上指15世纪末中世纪结束后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此间欧洲发生了诸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古登堡印刷技术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到欧洲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语言不再是拉丁语的附庸，而是转身成为各民族新兴的通用语言。 孔子聃的立意不在技术性地分析或再现欧洲近代早期的词典史对中世纪词典的继承关系，而在侧重分析近代早期词典的编纂理念及强调词典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作者从词典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近代早期词典，揭示它们如何传承基因关系，同时剖析词典学与文化遗产的建构。由于其间穿插了诸多文化遗产的建构者——词典编纂者的趣闻轶事，因而既展现了这些作者的突出个性及其在词典编纂和出版方面的作为，又与学术性极高的内容呼应。这样一部立体、深入地研究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史著作，出版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 鉴于国内学界鲜有人知道这本新书，本文将重点介绍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该书第一章开篇就两个不同时代的辞书作者Hei Estienne和Conor OBegley的共同之处做了分析——作为流亡者，他们深切地关注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且他们都认为编纂词典是一项异常艰巨但又极为英雄的行为。孔子聃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双重的联系——即词典被当作是英雄般的作品，并且它们的作者也被视为具有英雄人格的人物”。但事实却往往与现实相违，当约翰逊编纂词典时，他本可以享受思想驰骋、激扬文字的乐趣，却被枯燥乏味的苦力活羁绊，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挑选、编写、校刊词条的工作，这本是被像约翰逊此类天才型人物所鄙夷的卑微的苦力活。然而，当词典完成大获成功之际，被词典的光环笼罩着的词典编纂者，被知识分子们尊为杰出的英雄之辈。 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后介绍了该书九章的具体安排。第一章介绍词典与文化遗产的联系。第二章对自印刷术之后的词典进行综合介绍。第三章则对1530—1540年间Robert Estienne出版的词典及其作者进行研究。第四章介绍了重新发掘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遗产，以德国、荷兰为例阐释了16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期间的词典史。第五章涉及的是英国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词典史。第六章讨论的是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在17世纪中叶后的发展变化。第七章讨论17世纪后的拉丁语和拜占庭希腊语。第八章评论了基于以往传统但又与之不同的17世纪词典观念的三个特点。最后一章是全书总结。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此外，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纪至17世纪时人们的普遍词典观念（lexicographical thought），作者避免对词典观念进行任何价值性判断。同时，研究中有时会超越词典的范畴，纳入一些简短的词表或者对后来词典编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 纵览全书构架，根据各章内容，可以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二、三章涉及的都是欧洲古典语言传统，可归为第一部分；四至六章涉及欧洲各国的语言，可归为第二部分；七至八章可以归为第三部分。下文对这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评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词典学传统可以追溯至1508年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出版的古希腊古拉丁格言词典Adagia，该词典与威尼斯的Aldus Manutius的Officina一起出版。Adagia的词条是单词、格言及短语的混合体，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典史著作，在于作者从大量手稿文献中汇集并整理了古典时期的百科全书，以词条形式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