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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面子问题在华人社会根植已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选择，并无所不在地影响着社会交往。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国内外与面子相关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概括了面子概念的内涵、特征与维度结构，总结了面子的度量方法，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剖析了面子的作用机理。最后，基于面子的社会功能，笔者就其之于组织管理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面子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展望。  关键词：面子；礼貌理论；面子磋商理论；面子感知 中图分类号：C91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XX)05-0128-10 长期以来，与面子相关的理论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问题，即面子究竟是一个普适通用的概念，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据此，可以将传统的面子理论研究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对于面子的追求是全人类共有的特性［1- 2］，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于面子的需要和关注仅仅存在“度”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3］；另一类则以本土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认为面子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华人社会特有的现象［4- 5］。随着跨文化研究的日益兴盛，迄今为止，面子概念的普适性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忽视面子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殊性，而是将面子界定为“一种根植于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6］。 根据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不同，同样可以将现有的以面子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归纳为两大类。其中第一类采用的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多以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1］为基础构建。研究者认为面子是礼貌用语的生成机制，使用礼貌用语的目的在于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冲击，缓和互动双方的关系［1］。所以，他们多将面子得失感知视作衡量语言礼貌性和直白性的指标，侧重于识别和分析沟通过程中的面子威胁以及各种面子策略的应用［7-8］。第二类研究多采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以面子磋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2］为基础构建。礼貌理论所坚持的面子概念的普适观点一直以来都遭到华人研究者的诟病，他们认为：礼貌理论从西方个人主义视角出发［7］，假设面子的基础是自我，表征的是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如能力、自主性等）而非外在特征（如社会地位）；假设面子行为出现在离散的事件和情境中，与长期的关系、义务无关［3］——这些均背离了华人心目中的面子的实质［9-11］。应用该理论针对华人的面子行为展开的许多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假设完全相反的结论［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礼貌理论的 跨文化局限性。为此，以Ting-Toomey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着手探讨文化因素之于面子的作用的影响［12-13］，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面子磋商理论用于解释特定的跨文化沟通行为。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华人研究者秉持本土研究视角，聚焦于华人文化背景下面子的特殊性，对面子的产生、作用过程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剖析［14-16］。近年来，此类研究渐成主流，笔者将就此展开重点的陈述。 一、面子概念的界定 面子问题在华人社会根植已久，即便到了现代，面子之于华人的重要作用依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17］。面子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这一基本问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尝试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面子展开分析，却久久未能达成共识［18］。 为了将面子与其他相似概念区分，早期的研究者首先对面子“不是什么”进行了界定。例如，何友晖就曾明确指出面子既不等同于身份、地位，也不等同于一个人的声誉或声望［19］。他认为身份和地位只是面子的外在表征；而声誉或声望指的则是群体给予个体的尊敬和信心，它与一个人的品格和责任密切相关，反映的仅仅是面子的一个侧面——换言之，有面子并不一定有声望［19］。再者，面子与自尊也不是等同的概念。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的关注，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自尊则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确信，是一个以自我评价为核心的建构，无需通过他人的认可［20］。据此，研究者提出面子概念应该和社会认同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10-11］，但二者亦不能混为一谈。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21］，属于个体感知到的“他人眼中的自我”；面子则是一种需要经由他人确认的、内在的社会自我价值［22］，是由个体“期望的自我”与他人评价或反馈之间的矛盾引发的心理感知［10, 23］。除此之外，面子和华人平常所说的“脸”也是各有所指。胡先缙最早通过强调脸的道德性对二者加以区分，认为它们代表的是两套不同的行为评价标准；脸作为人格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前提之一［4］。她的思想为部分研究者所承袭，进而发展出了包含“道德面”和“社会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