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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的流浪主题 整个社会历史标明，文学流浪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状态休戚相关，因此流浪成为整个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母题，这一母题早在东西方文学源头——古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学和《诗经》《楚辞》中已经有所表现，从此贯穿整个文学史，而中国文学史上流浪主题又带有鲜明的华夏民族特色。 在中国古代“流”被称做边远的地区，如《礼记·王制》：“千里之外，日采，日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流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刑法。流刑的名称历代不同，有“放”“迁”“徙”等。流刑刑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自北齐列为五刑之一，自北周开始流刑有了距离和时间的限制。流刑沿用至清，为维护封建统治起到重大作用(流刑在西欧的历史上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流刑作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带有身心双重性质。其表现在文学形象中颇具浓厚的悲壮色彩。 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常常把主人公的流浪(流落、流离、流转、流徙、流放、流亡等)描写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状态。无论在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源头中都有因饥饿、陷害等而被迫逃亡流落在外的描写，如《诗经·大雅·召曼》：“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杰出的诗人所拥有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特征、“上下求索”的执着态度及其美学追求成为中国的文人乃至知识分子楷模，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唐代始中国文学进入了文人文学的历史阶段，文学流浪主题多以送别、羁旅、宦游、思归等方式体现，作者多以抒情主人公的地位出现。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赠汪伦》、杜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夜雨寄北》、张继《枫桥夜泊》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薛道衡《人日思归》、柳永《八声甘州》等。尽管流浪形态各异，但任何形式的流浪都带有流转各地、行踪不定之意味，都是以不愿离开，但又不能不离开熟悉的安定环境为前提的。江淹在《别赋》中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离情别绪的描写，刻画了各自的心理状态：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是已行子断肠，百感凄恻。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真可谓别情痛苦之深，非笔墨所能形容。《别赋》不愧为离别之绝唱，千古之畅文。 在整个唐代最具流浪精神的诗人当属诗圣杜甫(712－770)，杜甫的一生是在游历、避难和流寓中度过的。处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代，杜甫始终怀抱着忠君爱国、积极入世的态度，真诚地抒写着人生与现实，其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充满鲜明强烈的时代感，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精神特征并形成了现实主义诗人所独具的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杜甫称做官为家族的“素业”一一世代相袭的职业，入仕之初他就抱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从杜甫的作品总体上看，“致君尧舜上”不过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要手段而已，其忠君思想的出发点是爱国爱民。杜甫的作品是乱离时世的悲歌。在人生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无疑是杜甫悲惨人生的写照，但诗人又能将其融入更多的历史内涵与社会价值。在《新婚别》中诗人杜甫以传统的“拟女性”新妇的口吻，曲折而深刻地抒写出生死离别的悲哀，但由于时局危迫，她却又抑制着内心的痛苦，勉励丈夫努力从军，从中不难看出杜甫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石壕吏》、《新安吏》、《垂老别》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作者忧国忧民所无法协调的内心痛苦。“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忧民”却不能因此而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杜甫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一沉郁顿挫诗风所蕴涵的无端忧愤是深广的，有如无边之落木、不尽之长江。忧国、忧民是杜甫作品情感的两极，作品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斗争中蕴涵着强大的情感张力，突显出作者内在的矛盾冲突。 宋代的柳永、苏轼、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他们的代表性词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流露出诗人主体强烈的流浪意识。柳永(987?－1053?)的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在《雨霖玲》(寒蝉妻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代表作中，诗人用艺术铺叙的方式开创性地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在离愁别恨的描写方面柳永更是注意对主体自我独特人生体验的挖掘。《乐章集》中六十余首羁旅行役词较为全面艺术地展现出柳永作为终日浪子一生的追求、挫折、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