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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称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一生活动非常复杂，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哲学、学术、文化史等诸多方面，且卓有成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图书馆实践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侯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遵照他的遗嘱，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1916年，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0年，他游欧返国后，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粱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同年年底，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时间里，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粱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认为：就读者方面说，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智识科学问题研究”，“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更少人喜欢读。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划分。梁启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作为一个图书馆，其基本要素就是“读者”和“读物”两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梁启超提出了就读者方面，只是供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他认为过渡时期只能如此。就读物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重在文献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梁启超关于两类图书馆划分的思想对1926年同立京师图书馆剥离通俗图书馆的任务方面起到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与编目。就图书馆业务来讲，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载篇别出”的方法。粱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要与科学和图书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地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目，不能按书籍的内容对象归其类别，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一)学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二)政1.史志；2.官制；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三)教(虚设，不收书)。(四)杂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