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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本雅明认识到“本国语中心观”的危害，提出翻译当以外语为中心，尽量让本国语迁就外语：“说翻译读起来仿佛就像是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尤其是在原作产生的时代，我宁可说，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为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作，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作。”〔5〕 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