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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为文的“隐身衣” 摘 要：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两本散文集的出版，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誉与喜爱，成为其晚年散文创作的两座高峰。本文以两本散文集为例，详细分析杨绛先生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思想境界以及真诚的情感表达方式，力图发掘先生晚年深切超然的写作和人生姿态。 关键词：《我们仨》 《写在人生边上》 “隐身衣” 杨绛先生1997、1998年相继失去独生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先生，60年相依相守的“我们仨”就只剩下87岁的她一个人了，“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一个可以安顿的居所”的“我们家”也“只是旅途上的客栈”了。失去亲人的剧痛与知识分子的孤独叫她怎能承受得了？可是，她一个人挺身走到101岁。单是这，就令人惊叹与敬佩不已！不仅如此，她还以90余岁的一己之身整理钱钟书先生的7万多张手稿，光做目录就长达100多页，还包括英、法、德、意、希腊、西班牙和拉丁文笔记本178册。而且她还翻译柏拉图被誉为仅次于《圣经》的《裴多篇》，更不断写出散文新作。20XX年，92岁的她写出了“一个人思念我们仨”① 的《我们仨》。20XX年，她又继续走出阴霾，“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勇敢地《走到人生边上》②，这时她96岁。《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誉与喜爱，成了杨绛先生散文创作的两座高峰，也成了她“最美不过夕阳红”的人生双璧。 杨绛先生在这样的境遇中、这样的高龄下，为什么能够写出两本惊世之作？这使人自然想起她曾经写过的《隐身衣》。 《隐身衣》是杨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的散文集《将饮茶》③ 写的一篇代后记。她还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代前言《孟婆茶》。“孟婆茶”喝了会把人生忘得一干二净；她不愿喝，拼命逃走，一心“夹带着私货”，把它们写出来。“隐身衣”则是摆脱世俗的“羁束”，以便还自身以自由。其实无须仙家法宝，凡间也有隐身衣，这就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世上之人无不都想出人头地，可是“万具枯骨，才造得起一员名将”，那么就只能“是什么料，充什么用”了。所以不能看不起卑微；而且，“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于是，杨先生乐得穿上这凡间卑微的“隐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隐身衣”的隐喻道出了杨先生的写作姿态。余光中说，“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散文所穿的是泳装”，说的是“亮话”。因而“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向读者发言”④。这种和读者保持平等“对话”的关系，就是杨先生写散文，特别是她晚年两部杰作的写作姿态。杨先生创作、翻译双绝，《杨绛文集》四卷作品早已脍炙人口。在世人眼里，她已是大名人了。可是，她绝不摆出名人的架子恣意指点，或以见过的名人伟人借以夸耀。《我们仨》写的是平凡的一家三口的悲欢离合。即使写他们出国、留学，是被一般人羡慕得不得了的“洋荤”，在她的笔下，开始就是写钟书下公共汽车“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然后尽是怎样节省，怎样搭伙，搬家，做饭，以及生孩子等。但是读者读来并不嫌琐碎，而是看到了如实的国外生活，所以读来亲切。她写钟书调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时，有一旧友特雇黄包车赶来祝贺，钟书却“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是一种从内心甘居凡人的姿态。 即使是“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在背后砸来“一刀子”。所以她慨叹“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一度只有逃到女儿毕业的北师大学生宿舍，宁愿去住上下铺的双层床。 杨先生说：“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她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就是这样，以“平平常常的人”，写给“普通人”看。于是也就如同穿上了卑微的“隐身衣”，很自由，没有框框，可以什么都谈。写她信鬼，别人也跟她谈鬼，写她非常开明的爸爸妈妈，也讲爷爷奶奶两人如何同时看见太公的“鬼”，随即两人都大病，爷爷赶紧辞官回乡，“未及到家就咽了气”这样的家常事。《走到人生边上》几乎没有写过达官贵人，14篇注释有3篇都是写的保姆的故事。有两篇写到孔子，一篇写他的学生：孔子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谁最会赚钱，谁最是无聊的弟子等等。于是，“孔门弟子一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不相同”。孔子喜欢唱歌，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另一篇写《孔夫子的夫人》：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家一定是和洽的。所以我对孔夫子家的女人，很有兴趣，尤其想见见孔夫子的夫人”。于是写那位亓官夫人“一定很能干，对丈夫很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