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作品.docxVIP

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作品 1 父亲老了。近两年来，他不断地生病，住院，体力和精力愈发不如以往。不然的话，在得知出版社编印他的文集的消息时，他一定会欣然提笔，为他这套文集作一篇自序，为他自己这一辈子的作品划上最后一个句号。 我感谢父亲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没有资格为他的文集出版作序，但父亲还是把这作序的任务交给了我。在我对父亲的记忆里，几十年来，他似乎还从未这样信任过我。 2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新闸路上一条名叫“沁园村”的弄堂里度过的。那条弄堂的两侧，排列着一幢幢形状大致相仿的花园洋房。用现今炒房发烧友的术语，那样的建筑被称作连体别墅。不少人家的围墙上，都伸出了夹竹桃红绿相间的枝桠与花朵。有的围墙里，还长着很高的桑树或枇杷树。解放前，每一幢三层洋房的铁门里，仅住着一户人家，自然都是些有钱人，资本家或洋买办什么的。解放后，政府将这里的房产做了调剂，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一般都住进了三户人家。我的父亲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后来因为身份暴露，得到组织上通知，秘密撤退至皖北解放区工作。父亲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使祖母及全家人焦急万分。年迈的曾祖母还不顾她那双晚清年代裹缠成形的小脚行走时的困难，专程赶到城隍庙为她的孙子抽签拜佛。但一切祈祷与企盼都毫无作用，我的父亲当年就是这般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喧嚣的上海蒸发了。直至上海解放，父亲才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地重新跨进了大上海。我的祖母因此以革命干部家属的身份，领着我和我的曾祖母，住进了沁园村这条弄堂中条件很舒适的花园洋房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三楼，一间大房子足有50平米，还有浴缸和抽水马桶等设施齐全的卫生间，还有一间楼梯旁的亭子间可供外地来上海的亲戚暂时居住。我记得，祖母当年对我说过：要不是你爸爸参加革命早，我们家怎能分到这么好的房子住呢？现在，我回想起来，祖母的话还确有几分依据。因为我们家当年楼下的邻居吴峤女士，也是位老地下党员，她曾在解放后出任过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长。而吴峤女士的前夫丰村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是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至于我成人之后，读到丰村先生为此被打成右派的那篇著名小说《美丽》，则是后话。而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丰村先生好像是海军中校转业，他在与吴峤女士离婚之前，偶尔回到沁园村来看望他的子女们时，我曾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楼梯口仰望过他那威严并高大的背影。丰村先生、吴峤女士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或前或后地投入到了祖国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当然，我做着如上叙述时，并非仅感恩于父亲为我的童年创造了良好的居住条件。更重要的，我是想表达我的生命中对父亲产生过的崇拜：因为父亲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个在血雨腥风中仍然坚持着自己信仰的人。 童年的岁月里，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夏天的傍晚，我和祖母坐在阳台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我依偎在祖母身旁听她讲那些连环画上的故事。祖母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里面有《水浒》、《杨家将》、《说岳全传》；还有《红岩》、《铁窗烈火》、《永不消逝的电波》。我每读罢一本，便要缠着祖母为我再讲述一遍那本连环画上的故事。祖母对我不厌其烦，许多故事都超出了连环画上的文字说明，被她讲述得有声有色。自然，祖母的故事里还包括着关于父亲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祖母讲到做地下工作的父亲被特务跟踪上了，那时候，我们家不住在“沁园村”，好像住在一条名叫“万宜坊”的弄堂里，机警的父亲乘着特务尚未破门而入，便从阳台攀上屋顶，顺着陡峭的屋顶趔趔趄趄地跑出很远，然后跳到一家熟悉的邻居的阳台上，再从那家邻居的后门奔出弄堂，最终顺利地消失在两个特务的视线之外。于是，我在祖母讲述故事的声音里，视线落到了沁园村一排夜色浓重的黑黢黢的房顶上。童年的我努力地想象着：父亲就是在这般陡峭的屋顶上和特务们周旋的么？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他无疑就是和《红岩》里的陈然，《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属于当之无愧的英雄！ 实话说，我和我的祖母虽然住在“沁园村”那条弄堂的花园洋房里，但我们家并非是这条弄堂里的富有家庭。弄堂里住着不少户解放前就开办工厂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后，这些资本家尽管只是靠着银行的定息过日子，但其日子的富有程度还是令人一目了然。他们的家庭一般都拥有冰箱，钢琴，还有面包烤箱。这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市民眼中，都属于生活的奢侈品。在夹竹桃花盛开的日子里，训练有素的钢琴声便会从弄堂深处悠悠然然地飘出。经常是在周末，这些家庭里走出的红男绿女会结伴同行去附近的凯司令、红房子或者国际饭店吃西餐。而当他们归来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还在大谈特谈西冷牛排与奶油蘑菇汤的美味，这自然使解放后搬进这条弄堂，早餐通常靠酱菜和泡饭度过的新居民羡慕不已。但童年的我绝不羡慕。因为我从来都将自己的父亲作为骄傲。我知道，父亲是一位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