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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中鲁迅笔下的“小人物” 孔乙己、闰土、杨二嫂、祥林嫂、柳妈、华老栓、阿Q等都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的经典人物，以其独特的人生与卑微的命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特有的典型形象。而正是这些形象，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看到被侮辱、被扭曲的无数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们痛苦挣扎在黑暗社会里，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着，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抗争着。可是他们最终都被这个腐朽的社会所吞噬，走向生命的绝境。 鲁迅先生关注着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探究着这些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他为这些“弱小者”呐喊，为这些“小人物”抗争。面对这些“弱小者”的群像，我们发现是他们组成了一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因此探究、归纳、总结这些“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不仅是在探究鲁迅思想，更是对研究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来揭示中国人的“奴性”。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用小人物的悲剧，深刻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药》中的华老栓夫妇，将儿子的命运寄予在“人血馒头”上，但最终老实、可怜的华老栓夫妇人财两空——儿子一命呜呼!而更可悲的是他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的所谓的“药”，是蘸着为改变他们命运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鲜血的“血馒头”；《故乡》中的闰土，可以说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艰难、困顿的生活，特别是“多子、饥荒、官、绅、税”，使闰土变得像个“木偶人”，成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行尸走肉。他对自己童年时的好朋友“迅哥儿”，竟然称起“老爷”来。生活的极度困苦，扭曲了这个曾经“天真烂漫”的人的纯真的心灵，使他与“迅哥儿”之间形成了一层“厚障壁”；而《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典型的不觉悟者，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言：“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他一生的悲剧。阿Q欺软怕硬，失败了却常常以胜利者自居，自我陶醉，精神胜利。因此他在最后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画了一个“圈”，走上了生命的断头台。我们回过头来分析，阿Q这种精神性格何尝不是中国所有“小人物”悲剧的写照?所以“小人物”背后的这一系列悲剧情节，无一不在告诉我们：这不只是生活在底层者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造成的“罪孽”与“灾难”。 二、“小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鲁迅先生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画廊，也构成了一幅独特的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俗画。因此从某一角度来审视，鲁迅作品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生动材料。因为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情感、个性、命运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农民的“缩影”，他们的身上深深的打着被那个时代所凌辱的“烙印”，性格特点都成了底层人物的典型特征。这正如阿Q的性格所体现的内涵：“我们不断的在社会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对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分子。”(茅盾《读(呐喊)》)从这里可见，阿Q这个小人物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成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这就是典型的“阿Q精神”。所以至今当我们分析阿Q这个人物时，还在内心深处谴责中国长期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影响，诅咒这种传统文化对人的思想的禁锢。 《祝福》中的祥林嫂，更是封建社会妇女受凌辱的一面镜子，“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绳索紧紧地捆绑着她。她的勤劳、善良、安分，是中国所有劳动妇女的本性。她和所有的劳动妇女一样，想凭着自己的劳动与忠实，换得最低的起码的生活。但这样“廉价”的愿望仍被社会所打破。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吃了，最后只剩下她自己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终也没有逃脱封建世俗的陷阱，被鲁四老爷在除夕的祝福中，赶出了家门，最终走上了生命的绝境。祥林嫂在这个世界里终于消失了，她走的匆忙，走的苍凉，走的无奈!但她长长的“不死”的身影，成为那个吃人社会的见证，也是那些“小人物”人生命运的最后结局。 三、“小人物”性格的深刻性 鲁迅先生笔下的“小人物”其实并不“小”，他们都是封建社会各阶层劳动人民的代表，有着很深的社会内涵和时代意义。他们的人生命运及其性格的扭曲变异，都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性。他们不幸的人生命运，不光是他们自身的苦难，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们不幸的生活和扭曲的性格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故乡》中的杨二嫂，由一个卖豆腐的“西施”变成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并且“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